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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8时45分，天气非常凉爽。余同佛坪、镇巴、西乡、洋县四县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书记，分乘四辆车子，从洋县干部招待所出发朝秦岭腹地的佛坪县驶去。一路上，“新北京”、“伏尔加”风驰一般，10时30分，至洋佛交界的土地岭下，只见一道溪水自上而下，状若瀑布，颇有景致，流经路面，清澈见底。人们驻车小憩，濯足、抽烟、谈笑，司机们亦忙着擦洗车身外壳的尘土。而我，却伫立在路边的草丛中环顾四山，只见群峰峥嵘，葱葱郁郁，山鸟唧喳，溪水潺潺，这不是十八年前在这条山沟里听惯了的声音、看惯了的景色吗？
久违了，土地岭！十八年来，我常常把你思念，那隆隆的炮声，叮当的锤声，笨拙的号子声，还有那墨绿色的刺蓟菜汤，为筑路而亡命的农民兄弟……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一九七○年的盛夏，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16岁的我，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已有半年时间了。为了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及早修通周城公路，每家每户都要出壮年劳动力去“支夫”。生产队的群众会上，先是自愿报名，到后来人数凑不够，就是指令性地硬派，队长问我咋办呀，“光去！”我既没同年迈的祖父商量，也没告诉多病的母亲，这硬梆梆的两个字就算报上名了。当时，我的思虑是深沉、广远的，从五八年过“共产主义”、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但折算给我家的干部家属吃饭钱200多元开始，10多年来，利变本，逐年累，到这时已有380多元的历年欠款。家里底子薄，父亲在外工作虽有月薪，但经济负担重，祖父和母亲在家里受尽了人家的白眼，队里每次分粮、分油、分菜时，看着嗷嗷待哺的我们兄妹四人和年过九旬的曾祖母，我和母亲总是担着筐子排队在后面，惴惴不安地等待，最后又因“缺粮户”没钱交而空着筐子回到屋里坐在那里生闷气。七〇年元月十七日，我初中毕业返乡，到七月份录高中生时，全大队十一个应届初中生要推荐保送七名，政策还是优先照顾军工干属，但唯独没有我。贫农组长从大队开会回来告诉我：“大队支书说你爸爸念过书，现在又有工作，上高中的事你就算了。”多么平淡的“算了”两个字！从此，我同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的庄稼人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游哉悠哉。为了能够挣上10分的大寨工，虽然我还是怯力，但各种农活都得象成年人那样硬撑，从老远的田里往生产队大场担麦别人一趟我一趟，不论捆子大小挨着来，插秧既要匀称端正，又要速度快。往地里挑粪得把土箕装的满满的。这次出远门支夫，也必须得去。连续几天，我在家里自己动手编织了五双草鞋，用我祖父的话说这草鞋“就像毛脸兽一样，还能将就。”母亲也为我拆洗了被褥，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和过冬的棉袄。七月二十三日早饭后，我和同村的十多名农民弟兄，架子车上放着大米，干萝卜条、干包菜叶、洋芋以及衣物、干粮向土地岭走去。临出家门，我泪水盈眶，向祖父和母亲哽咽着说了声“我走了。”豆大的泪珠便夺眶而出。祖父叮咛我：“在家天天好，出门时时难，在外面尻子上都要长眼睛！”母亲赶到生产队大场，更是叮咛了又叮咛，还给了我四元钱作路上的盘缠。
今天，从洋县到土地岭，60多公里，“新北京”开到60马，一个半小时即到。可十八年前，我们一伙农夫整整走了四天，第一天宿杜村，第二天宿金水，第三天宿碗牛坝李姓农民家里，第四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才到达工地磨石沟。四天的路途，高山天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路泥泞坎坷，有时为了上一个山峁，十多个人围着一辆架子车，喊着号子折腾半天，等上了峁顶，个个浑身是泥，满脸淌汗。可此时此刻，“新北京”宽厚的轮胎贴着油光的沥青路面，发出“吱吱”的声音，车内录音机里放着歌唱艺术家朱逢博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啦”的袅袅歌声，加之青山、溪水、野花陪衬，使人感到分外舒适坦荡。司机张师傅告诉我，这种车子开到60马，一秒钟即能跑20米，多轻快啊，可是在当年，我们上百农夫在悬崖峭壁上要手握钢钎铁锤，奋战多少个日日夜夜，吃的是草，付出的是血和生命……
八月时间，正是秦岭腹地野生植物“八月炸”成熟的季节。一天，我出差从磨石沟到秧田坝担冬瓜，往返80多里，土地岭海拔1666米，羊肠小道，崎岖陡峭。规定每人要担够50市斤行李，必须绑成高肩，就是直接把行李系在扁担两端。这种差使虽然苦一点，但我还是乐意干，因为只要走得麻利，在中午12点前越过土地岭，就可以在下午3点左右返回窝棚，这样，还可以歇息上半个下午，所以每次出差我都争着去。那一天，从窝棚出发时就觉得肚子疼，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差不多每个农夫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痢疾。我挣扎着到了存放货物的地点，挑了两个硕大的冬瓜绑在扁担上，同去的伙伴张罗着做好了一顿厚厚的面条饭，没油、糊汤，我一点也不想吃，然后就挑着行李向回返。没走多远，便浑身无力，散架了一般，渐渐地，掉在了队伍的后面，其它人要赶在中午12点放炮前越过土地岭，也都各顾各地赶路了。我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万般无奈，只好在一家农舍前停了下来，趴在人家的门槛上喘气。一位农妇走出来看我是满脸娃娃气的民夫，便招呼我到屋里，我坐也坐不住，便爬到人家的床上，所谓的床，四脚栽了四根柴棒，上面绑了一些细竹竿，已经被汗水浸透，成为红褐色了，光溜溜的。在这样的床上，我迷糊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下午三点多，这位农妇把我叫起来，给了我一碗南瓜蒸饭，又为我找了几片西药，舀了半碗开水，只是话语不多。那水，虽然带着极浓的泥土腥味，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玉液琼浆。直到夕阳西下时，我才觉得稍微好一些，便告辞农妇担着冬瓜向土地岭走去。那位山村农妇如今可能也已两鬓银丝了，她在哪里？我从车窗外极目寻觅那个农舍，却见不到了，当年那条山间小路如今也已被绿色的荆棘盖满。十八年了，那位妇女朴素的人情味至今萦绕心胸，素昧平生，萍水相逢，她却是那样的贤惠大方，她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为了表示纪念，在这条山沟里，我趁停车之际，翘首观望，沉思良久，在路旁草丛的野菊花上，捕捉了一只可爱的花蝴蝶，夹在我的笔记本中……
当时，生活条件极差，繁重的劳动同可怜的食物形成极大的反差。到了10月份，洋芋、冬瓜、干包菜叶、干萝卜就算是上等品了。炊事员先烧一大锅沸沸的水，然后把没刮皮的洋芋倒进去煮一会儿，放一勺盐、舀半勺熟菜油一泼，这就算是菜好了，按每个小队的出工人数分舀到桶里，我们提回去后再一勺一勺分到每个人碗里，如果桶底还剩，就再给每人舀一点清汤。十月的磨石沟，早已经凉风瑟瑟，寒意逼人了。这时，洋芋、冬瓜这样的蔬菜已经吃不上了，大队便派每个小队出一个人到坡上的包谷地里寻挖刺蓟菜，寻挖的多了，这一顿菜就稠一点，如果寻挖不下，只能是盐水泡蒸饭。我忘不了，每当炊事员把两桶墨绿色的刺蓟菜汤担到工地上时，早已被山风吹得凉透了，一大伙人便挤在桶前，有的人尽量给拿勺子的人笑，找话搭讪，目的是想让他把勺子在桶里转一下，这样刺蓟菜就可以缠在勺子把上，给你倒在碗里。那种菜叶两边长满刺，炊事员又不能把它煮熟，在开水中烫一下就行了，所以吃在嘴里直扎舌头……而今天，午餐和晚餐时，面对丰盛的筵席，我怎么也吃不下了，不知怎的，雪白的银耳汤在我的眼前却幻成了墨绿色的刺蓟菜汤，鱿鱼、海参、对虾在我的眼前却成了没刮皮的洋芋块、白生生的冬瓜片，还有尽是生了虫子的干萝卜条、干包菜叶……此乃山移水转，时过境迁啊！
当年修路，劳动强度非常大，抬石头，抡洋镐，挖罐罐炮，打石炮眼，山后扛圆筒木头和成捆的青冈木柴棒，我几乎无所不干。在工地上，有时为了推一个石头下山，三十多个小伙子分站两边用粗麻辫子拉，五六个人再用撬棍在后面撬，喊着号子捣弄半天，才能使巨石滚至沟下。凿炮眼每天要量尺寸，而且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如果一个石子落在头上，那你就彻底安逸了。我永远忘不了，那是10月下旬的一天午饭时，几声隆隆的炮声之后，对面山上传来了邻村炮手的呼喊声，说我们大队的炮手出事了，大队长带着十多个人到沟底的工地上去，我看见抬回的担架上被子两头被葛条扎着，中间是几块疙瘩，有人告诉我，这是炮手小丁的碎尸。他由于人太小，没经验，在检查哑炮时被瞬间巨炸的石炮送上了天。看着这几块状若葫芦的尸肉疙瘩，我心思重重：他年当十五，叔父是我们大队工地的老炮手，在当时那样的生活条件下，因为炮手是技术劳动，每天收工回来晚，炊事员得先把饭给留下，馒头可以多留一个，蒸饭可以多留一勺，更重要的是，洋芋、冬瓜、刺蓟菜汤可以给留的稠一些，就这一点恩惠，使得许多人眼红。他叔父也看上了这个“美差”，便多方说和，终于让侄子当上令人羡慕的炮手，吃上了“轻巧饭”。上工时，别人干笨重的活，炮手只是量炮眼、装药，吃饭时，可以把肚皮撑的饱一点。可怜呀，就为把肚皮撑饱一点，不到半个月，就连肚皮的载体——生命一起坐了“飞机”了。几只乌鸦在寒风中兀立在我们所住的窝棚后边的枯漆树枝桠上，凄凄地“哇—哇—”，民夫们都失声痛哭了，说这娃子死得太早了，死得可怜，死无完体，他死了谁供养他娘老子呀？他的叔父更如一头咆哮的雄狮，顿足捶胸，对天号啕，可怪谁呢？我当时没有落泪，只是站在一块石头上思考着一个深邃的、至今还没十分弄清的问题：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传统的文化心态和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
今天上午，车子驶在磨石沟的环山盘道上，我用尽全力观察辨认当年我们大队的那一段工地，因为在“炮手”被炸飞的十天后，我们还在这个沟里的乱石丛中发现了一块带发毛的脑瓜盖，有手巴掌那么大。美国诗人索洛说过，美国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冤魂，而这一条当年所谓的“战备公路”呢？那个小炮手比我小一岁，要是活在今天，也已经35岁了，可能娶了妻室，耕种了几亩承包地……
“儿行千里母担忧。”磨石沟修路，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课，对我人生坐标的构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我在悬崖峭壁上抱石头、打炮眼、抡洋镐时，在迷峰岭、土地岭陡峭的山路上小腿肚子发酸时，母亲在家里心也在悬崖峭壁上，也在阵阵发酸。父亲托人给我捎来了一本《列宁回忆录》和一本《鲁迅杂文选集》，并在信中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抓紧时间多看点书。按规定，每隔一月时间，生产队就要安排去人换回几个，而每次却没有我，母亲不断地找队长要求把我也换回，但因为我们家是“缺粮户”，没劳力，历年欠款多，过去每次支夫也没去过人，所以这次无论如何得支撑到工程结束。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大队的最后一段工程验收合格，民工们可以回家了。经过三天的艰难步行，二十三日下午，我和同村的其它10余位民夫一样，担着又破又脏的被褥和两个扁担毛坯子一颠二拐地回村了。已是冬月，寒风呼啸，母亲早已站在村头张望。我家养的一只白色的小狗，摇着尾巴跑到我面前，两只前爪搭在我胸前，嘴里哼唧着，长长的舌头舔着我的手，尾巴摇得连整个身子都在摆动，撒欢一阵后，又跑到我母亲面前，用嘴叼她的裤角向我面前拉，好象在说：“回来了，放心了。”进了门，小白狗趴在我脚前打滚，摇尾。祖父蹲在堂屋门边，乐滋滋地吸着旱烟袋说：“回来了，人可就歇下心了。”母亲告诉我：“你出门在外四个月，我在家里害病四个月。今天，你回来了，我的病也全好了。”当我从内裤兜中摸出在土地岭上积攒了四个月的伙食费20元钱递给母亲时，她瞧着我磨出血泡的双脚和略显浮肿的脸，眼圈又一次红了，悄悄背过身去不住地撩起围裙擦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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