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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怎么样的“自由”？
“我不想工作。”
“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大不了辞职，早就不想干了。”
如此般声音在年轻人（我身边T-T）中越来越常见，也是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为工作忙碌焦虑，要听老板的话，要看客户脸色，时不时和隔壁部门撕逼，真真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早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若是能辞职去看高山，河流，大海，草原，驰骋于天地间，做个自由人，多好。
自由从不缺乏追求者，但追求“自由”究竟是追求什么？
“自由”其实挺多问题的。
第一，是不确定性。
自由意味着非强权专制，给予选择权，也就孕育无限可能，“无限”也意味着“不确定”，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残酷的，不可知。换言之，自由是高度不确定的，如飘在海洋上的小舟，海洋无边无际，让人无拘无束，可是，要去往哪里呢？为什么是往东走而不是往西走呢？怎么选择？又是为什么？
古希腊人发现并认同自身核心的价值原则是“自由”，是在与波斯的战争当中被动对比发现的，斯巴达战士说不能屈服于波斯的专制，从而认清了自己是谁，波斯是“专制”的，那希腊是“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的。然而导致希腊分裂的内战也是因“自由”而起。雅典人认为最好的城邦是民主的，要有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五百人议事会来辩论决策管理城邦，于是雅典成了哲学家、戏剧家、演说家、手工工作者、商人等等的天堂，而斯巴达人则认为公民是战士，组织精良，严于律己，恪守法度，是通过英勇战斗而获得荣誉晋升，不关心经营，也不过奢侈生活。当希腊把“自由”当作是核心原则，每个城邦“自由”地选择一条路，无可厚非，但结果是雅典和斯巴达两边都胆战心惊，总觉得与对方不一样，不知哪天不安好心会针对自己，于是搞起了军备竞赛，这不是两个观念不同的城邦之间纯粹斗争，城邦内也有内外勾结的。雅典内有人支持斯巴达的制度，斯巴达内也有人认可雅典的制度，这也是“自由”。不仅是城邦之间，还是城邦内，甚至个人内心也是矛盾而惶恐的，“究竟哪个制度好？换个制度是不是更好？”
“自由”作为一个核心原则，它不如血缘般客观，也不如宗教神学般根深蒂固，它会因为环境变化，势力打破与重构，甚至一点小摩擦没妥善协调而改变敌我关系。不仅选择本身是比较消耗精力，而且内心不坚定会让人如浮萍般随波逐流，甚至被操控。
第二，是虚无性。
“自由”孕育无限可能，但是其本身什么都没有。
在大多数人看来中世纪是黑暗的，上帝第一，人性被宗教压制，没有自我选择意识，从出生洗礼到死亡葬礼都听从宗教的安排，灵魂才可以被救赎。文艺复兴之后，人性觉醒，回归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从“神说了算”变成了“我说了算”，可以用理性去质疑信仰。
于是，存在主义先驱尼采说“上帝已死”。尼采没有否定上帝，上帝给了人生活的意义，也指引了某种幸福生活之路，他认为人们弄出来的一套神学理论鼓吹宇宙有大目的，有大统一性，有确定性，并把此理论作为绝对真理，是虚假的。“上帝已死”，生活的意义不仅有上帝所引导的那一种了，可以是丰富多元的，于是确定性被打破。
萨特进一步补充道，“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存在与虚无》），自由本身什么都没有，也就是人本身什么都不是，是虚无的，试想自己什么都不是，别人看不到自己，听不见自己说话，没人回应，就当自己不存在似的，多可怕，所以人总是得做点什么，成为点什么，与世界互动，让他人看到自己，例如医生，演员，工程师，艺术家，作家等等。换言之，虚无不会让人沮丧绝望，而正是人本身虚无，人有了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有了创造自由，可以自主发挥，“成为你自己”才成为可能。想选哪个职业就选哪个职业，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是用行动来说明人的性质的，人是什么还不能确定，人还在形成中。”
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成为一个医生，还是成为一个演员？”，曾经，上帝告诉人一条路，告诉人得虔诚，得爱上帝，得在教会圣职人员中得到救赎，尽管上帝不一定“对”，但人自主选择也不一定“对”，相信上帝至少不用做选择，也不用为选择负责。于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道“自由的代价便是失去安全感。”，但他也说“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他是独立的个体。”
那如何做选择？
每个人要做出每一个选择，是一个竭尽认知的过程，是一个融合人生经验，历史教训，现代科学研究等等的过程，还得有能力对未来风险预判，多不容易。网上多少迷茫青年问，是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好还是小城市工作生活好？是买房还是不买房？是到互联网大厂工作还是考公当公务员？这些万一选“错”了怎么办？
“有一个叫‘选择困境’的心理学理论，人们害怕选择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因为要为选择承担责任而焦虑；因为放弃了另外一种选择而担忧。”（弗洛姆《逃避自由》）
价值不可公度，例如是多陪陪父母妻儿，还是谋求事业上升？一头是家庭安享天伦之乐，一头是事业成就自我实现，哪个更重要？能用0.5份天伦之乐等于1份自我实现来计算么？怕是不可以，这两个价值都不可辜负，但又怕承受做“错”选择后的责任。不得不说，上帝死了，自由成了一种负担。
既然没有上帝更没有人来给我们指路人生该怎么走，那怎么活才有意义，才不负来人间一趟，人是自由的，又没有能力在虚无的状态下去做选择，那该怎么办？
一个B站视频对这个问题给了通俗易懂的答案，这是一个舞蹈区的up主在解答粉丝疑问“初学者，该学什么舞种？”，她的答案是，既然是初学者，那是大好事，如同一张白纸，什么舞种都可以学，在舞室办了卡又没限制只能上hiphop，还是jazz，还是古典舞，先体验，问自己，喜欢这个老师么？喜欢这音乐韵律么？动作难易程度能接受么？舞姿或美或帅是自己想要的状态么？再做选择。况且舞种之间不是孤立的，是融会贯通的。
也就是说，没有方向不怕，怕的是我们不去尝试，而是在犹豫，或在期待别人给我们一个方向。适合还是不适合，试过了用心去感受再做判断，也不担心“错”了怎么办？尼采说：“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至于适当的路，正确的路，唯一的路，都不存在。”
为什么是凭“感受”做判断？因为“我”是自由的，“我说了算”，“我”的感受最重要，而理智会被挟持。“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待他想要的东西。”（弗洛姆《逃避自由》）如果是因为“好找工作”想学“编程”，那是别人的期待。
当然，选了一条路不意味着走到黑，“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尼采《查拉图拉特拉如是说》）随时可以依据“感受”来纠偏，纠偏也不意味着之前的付出都浪费了，反而融会贯通能成就复合人才，所以不要因为一开始选择困难或者害怕而放弃选择，逃避自由。
如何纠偏？贝叶斯定理可以来解答这个问题。
贝叶斯定理是用来计算在已知一些条件下，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例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好好学习，也被灌输一个认知：好好学习能上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从而有幸福人生。这是一条人生之路，但长大了发现，这压根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好好学习是否有幸福人生”，与“女神对我笑是否爱我”一样，都是概率事件。如果把概率不为1的事件当做是概率为1的必然事件，就会落入“努力了怎么没有收获”的痛苦中。但我们可以先尝试，然后依据实际反馈来迭代修正“好好学习”这个前提条件来提高收获“幸福人生”的概率，例如学数理化不“舒服”，可以学文史哲，也可以学绘画，学声乐，学戏剧等等，贝叶斯定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迭代，概率会有大幅提高，因为过去经验提升了认知，做选择有因可循。认知为零时任何尝试都是极高风险，极低概率，而提升认知，能降低风险，提高概率。
除了从直接经验中提升认知，间接经验例如从书本中学，从他人身上学等也可以提升认知，但我们也必须明白，所有现在看来正确的科学理论，例如相对论，也是未被证伪的假设而已，科学进步是一次次新理论推翻旧理论的过程，例如“日心说”推翻“地心说”，我们学来的知识也是一种“假设”，在现实生活“灵”不“灵”，是一个概率事件，对我来说“灵”不“灵”，又是一个概率事件，只是初始概率高低不同而已，都需要在直接经验上迭代。
萨特说：“一个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了张像，除了这张画像外，什么都没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们不是追求自由，而是天生自由，去追求一个我们的选择，至于这个选择是什么，去做了才知道，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人生而自由是一个好事情，孕育无限可能，如果因为自由不确定性及虚无性，把自由当作一种负担，逃避自由，那是放弃了作为“人”的可能。鲁迅先生说得好，“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知道自己无知，那就提升认知，知道自己选择有风险，那就在敢于承担责任，自我纠正，这是我们成为“人”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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