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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个问题挺让我好奇，因为这辈子可能都不知道答案——在监狱，最宝贵的物资是什么？
有人回答，是5.5元一包的香烟。但马上被回复：普通犯人抽烟机会少得掰指头算，平时只有组长有一直抽烟的资格。
还有人装内行，说是要用消费额度去换的方便面，但也不对：一层楼只有一个饮水机，烧一次大约只能打20杯开水，唯有监区老大才能想泡就泡。
说到这里你可能也发现了，监狱里最宝贵的根本不是物资，而是权力。
我有个叫何俊义的朋友，他蹲了近两年监狱，发现越是这种封闭环境，人们越看重权力，会想方设法讨好上级，欺压弱小。
然而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大哥”。
此人在囚犯里只手遮天，然而却厌烦这种状态：天天当大哥，我真的腻了！
我问何俊义为什么要记录这个大哥。他说：“我能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监狱里比权力更宝贵的东西。”
在监狱的第一个中秋夜，斌哥就让我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哥”。
我们领完月饼后，走出饭堂打算回监室。穿过空旷的篮球场时，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劲——在身后不远处，跟着一群人。他们默不作声，不紧不慢地跟我们保持着稳定距离。
我紧张起来，暗暗捏紧手中的月饼。
在监狱里，一包方便面、一个鸡蛋甚至一根香烟，都有可能引发抢夺暴力，更别提一年只能吃一次的月饼。我现在有点后悔以前怎么不多吃点。
篮球场里安静得让人发毛，我紧张地看了一眼身旁的斌哥，他却镇定自若地目视前方，背着手迈着标志性的八字步。我没那么沉得住气，暗暗打算着那些人要真上来抢，就直接给他们，二对多实在没有胜算。
然而想象中的抢夺并没有发生。那群人跟着我和斌哥一路走进监室，忽然两三步冲到斌哥床前，动作极快地放下月饼，然后扭过身子就跑。床面瞬间堆满了月饼。
我呆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时间无法理解。
中秋节月饼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刚领到手时，大家都兴奋地讨论怎么吃，有人说不舍得吃要留着，有人打算一个月吃一个，最奢侈的说要分四天吃完。
现在居然全送过来了！
而他们还没有跑出去，监室就响起斌哥不容置疑的沉喝：“拿走！”他们停住了动作，局促不安地相互看了几眼，然后红着脸拿回自己那份月饼，悄无声息退了出去。
斌哥见我一脸困惑，对我说，那些都是江湖中人，把他当做大哥。好东西都要供奉上来，这是江湖规矩。解释完，斌哥莫名吼了一句：“去他的江湖规矩，这大哥我当腻了！”
直到很久以后，我总算获取了他的信任，才知道，比起所谓的当大哥，他在这个监牢里，要实现一个更牛逼的愿望。
斌哥和监狱里任何一位大哥都不一样。
不，要我说，他和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第一次进监室见到他时，别人都围在一起聊八卦，他却光着上半身独自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着一份平整摊在床上的报纸，背上那条长长的刀疤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谁也不认识，闲着没事干，于是走到他身后问能不能借份报纸看。斌哥回头看了我一眼，从旁边那堆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最底下抽出6份递给我：“新到的，别弄乱。”
我赶忙道谢，接过报纸翻了翻，发现是《参考消息》，还是按日期排好的。
我读着报纸直到半夜也没睡着，期间看到斌哥提着一瓶沐浴露路过，有些诧异。我们的标配是2.5元的香皂，一般人可用不起23.5元的沐浴露。
果然，第二天进车间做劳动改造的时候，我就看到斌哥穿上了黄马褂。穿黄马褂的都是组长，犯人中食物链的最顶层。
监狱的车间生产流程跟普通工厂流水线差不多。犯人将劳动产品上交给生产线组长，生产线组长再把产品交到质检组，由质检组判断产品是否合格。如果产品不合格，就被退回重做，犯人还会受到参加体能训练、扣除消费额度等惩罚。
斌哥掌管质检组，他说你好就是好，说不好你就完了。可以说他是掌握了其他犯人的“生死大权”。
我们上厕所、喝水都要集体行动，而组长可以在车间里随意走动。斌哥的个子不高，肚子鼓得像个西瓜，踱着不规则的八字步，双手握着水杯悠哉地走来走去，不时对着别人指导两句。
简直不像是来坐牢的。
他朝这边走来时，我打了个招呼：“嘿，大哥。”斌哥皱了下眉头，慢慢踱步到我旁边，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嗯？”
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没啥，就是想告诉你，报纸晚上还。”他没接话，点了点头就面无表情地走了。
晚上我去还报纸的时候，看到他依然坐在小板凳上看报，这次看的是《环球时报》。监狱里大部分人喜欢看玄幻小说，很少有人看时政新闻，而且订报纸挺贵，大家有钱也宁愿多买几包烟。
相比之下，斌哥“不俗”的爱好让我觉得这个人有些高深莫测。
然而没等我去一探究竟，他早先一步盯上了我。
有天，我正在车间劳动，斌哥突然出现在身后，轻轻拍了拍我肩膀，说：“走。”
我满是疑惑，起身跟在他后面，渐渐被带向那个人少的角落。
我等了好一会儿，心里揣测不安，眼看着斌哥慢慢转过头。
紧接着，他问出了那个让我大跌眼镜的问题：“产生经济危机的时候，钱都去哪儿了？”
“啊？”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昨晚在报纸上看到经济危机的报道，不太理解。我觉得你可能懂，就想问问你。”他小声说着，居然还有些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斌哥等半天不见我说话，有些失望：“没事，当我没问，回去吧。”
我反应过来，连忙解释：“不是，我在组织语言。嗯，是这样的，钱的本质是信用，信用足的时候… …”
我噼里啪啦地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知识都倒出来，生怕他误认为我在敷衍。斌哥听得入神，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竟然浮出微笑。
“这样说你听懂了吗？”我满头大汗地终于讲完了。
“大概懂了。”斌哥点点头，突然又问：“你什么文化程度？”
“专科。”
“嗯，我初中没读完，有很多地方不懂，以后还要麻烦你。”
“不麻烦不麻烦，我一定尽力。”我虽然对自己的知识储备没信心，但也不想得罪他。
斌哥没让我白白浪费半天时间，讨论完经济危机后，他带我回工位，开始教我缠线。我们的劳动是给电压器缠上电线，很费力气，我每天都被搞得头大。
斌哥将每个技术动作拆解成6个步骤，一步一步演示给我看，教得很仔细，一目了然。末了，他扔下一颗定心丸给我：“你有什么困难的，随时找我。”
斌哥走后，坐在我对面工位的阿华略带羡慕地说：“你跟斌哥关系挺好啊，他一般不跟人聊天的。”我于是好奇地向阿华打听斌哥的来历。
“他很出名的，以前是我们县的老大。脾气暴躁得很，贩毒的时候单枪匹马跑到山里跟买家要钱，被人拿枪指着脑袋都不怕。他打架特别不要命，抡起刀说砍就砍，整个县城里的混混看见他都要绕道走。”我想起斌哥背后那条长长的刀疤，有些发怵。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
“那个案子很轰动，新闻都报道了，当时缴了几千万赃款。喏，小宋和董娃都是他的同案。”阿华指了指远端的两个人。
“他们原本是3个贩毒团伙，结果董娃挑起事，要整小宋，警察收到消息，不仅抓了这两人，也顺藤摸瓜逮住了斌哥。”
听阿华的意思，斌哥是被董娃和小宋之间的恩怨牵连进来的，而且，董娃是导致他们三人落网的罪魁祸首。我瞄了眼刚刚阿华所指的董娃，心想他惹了斌哥，日子肯定不好过。
监狱这种封闭空间，太适合报仇了。
但我再一看斌哥，依然认真地研读报纸经济版。我对这人更加好奇了。
我不明白他一个曾经的黑社会老大，初中都没毕业，现在不急着报仇，反而对经济学这么感兴趣？
从那时我就隐隐猜测，斌哥是不是在预谋着什么？
打那之后，我常常在一旁观察斌哥。
但我越看越疑惑，从没见过谁坐牢坐得像他这么逍遥自在。
他账上的钱从没有小于1万块，抽的烟是中华，奖励菜一次不落，洗澡、吃饭从不用排队。但不管有怎样的优待，监狱跟外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可斌哥却非常自得地享受着这一切，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出去。
我们平时的消费额要用劳动产量来换取，除此之外，积极劳动还可以争取减刑。其他人都尽可能多做，但斌哥却每天在车间里闲逛，能让别人干的，自己绝不动手。还说在监狱干活没啥意义，随便应付就好，散散步能舒坦身心。
而最让人奇怪的一点，是他完全不恨牵连他入狱的董娃。
小宋和董娃的恩怨延续到了监狱里，平时就针尖对麦芒，而监狱里物资匮乏，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俩人常常因此互相针对，暗流涌动。
有一次，他们因为抢夺饭堂里一个看电视的座位，终于把冲突摆到明面，激烈地对骂起来。两人各自的小兄弟都握紧了拳头，一时间剑拔弩张。
大家都认为斌哥会站在小宋一边，于是都站在了董娃的对立面，饭堂里瞬间分成人数差距巨大的两群人。小宋有恃无恐地跟董娃对峙着，一边时不时瞄向人群之外的斌哥。
过了一会儿，只见斌哥拨开人群，走到两人中间。他抬手指指右边，下命令一般地跟小宋说：“去那儿坐下。”然后又指向左边，跟董娃说：“你去那。”
斌哥的声音不大，气势却死死压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小宋和董娃都不敢开腔，气鼓鼓地散了。然后斌哥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座位，坐下看电视。过了一会儿，警官来到饭堂，将斌哥喊到外面的操场。
透过玻璃门，我看到警官递给斌哥一支烟，两人边抽烟边交谈。一般只有犯人给警官敬烟的份，我从没见过警官给犯人递烟。
烟抽完，斌哥回到饭堂。我好奇地问他警官说了什么。
“没啥事，就是叫我管住他们两个。”斌哥回答，接着又说，“不好整。小宋一直叫嚣着出去了也要弄死董娃，这股恨意我压不下。”
我见斌哥一脸风轻云淡的样子，忍不住问：“那你呢，你恨不恨董娃？”
“不恨，我还得感谢他。”斌哥平静地说，“如果不是这个案子把我扯进来，我迟早得被判死刑。”
原来，斌哥很久以前就明白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不能长久，想金盆洗手。可他尝试做生意却失败了，加上自己也有毒瘾，总是无法脱身。他心里有预感迟早会被抓，以他犯下的罪，大概率会判死刑，至少也是无期。
而被董娃和小宋的事情牵连，却提前引爆了这事，同时给了斌哥充足的时间转移赃物和赃款。
结果，他只被判了15年，并且没有被没收财产。
斌哥觉得自己这次坐牢赚大发了。
他是“二进宫”，按照之前的减刑经验，最差的坐三天减一天，最好的坐一天减一天。也就是说，顺利的话这次15年的刑期只需要坐8年左右。
出狱时，他才四十多岁，手里还有千万资产。
8年时间换几千万，值了。
斌哥觉得这是命运给他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他也借这次机会下定决心，出狱后就拿着那笔钱，正经做生意，体面过生活。
他说：“就像做个好人那样。”
第一次听到“做个好人”这句话从斌哥嘴里说出来时，我有些想笑，但忍住了。
在监狱里有个潜规则，哪怕你再忏悔，也不会随便说自己要做好人。因为会被人嘲笑。不过这里也没人敢嘲笑斌哥。
往后一段时间，我跟斌哥越来越熟，得以更近距离观察他。
斌哥跟之前的所有江湖关系断了来往，不参与任何纷争。但仍然有很多人把他认作大哥，时常拿烟和零食到我们监室里来“孝敬”。
斌哥拒绝了很多次，有一次他实在烦了，一脚把来送方便面的新犯踹趴在地上，揪住新犯的耳朵吼：“你是个人，不是条狗！”
他好像真的在身体力行地做一个“好人”。
普通犯人的劳动任务很重，平均每天要做1万次有效动作才能完成。
很多人的技术动作不标准，就导致产量不高，质量也很差，常常被退货并受罚。
斌哥对自己的劳动不上心，却喜欢在车间里观察别人，看到谁动作不正确就去矫正。他教得很仔细，反复演示，务必让对方理解到位。车间的450个犯人中，有200多人都得到过斌哥的帮助。
那次送月饼的事情，就是由这帮人自发组织的。
大部分犯人都在牢里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白天劳动，晚上回来洗漱、吹牛之后倒头就睡。大家都觉得坐牢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什么事情都要等出去了再说。
而斌哥却每天晚上都要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他是为了跟上外面世界的步伐，想出狱后开个报纸上常常提到的“投资公司”，好好利用起自己意外保住的财产。
所以他时常拿着报纸问我一些经济概念，后来还在我的建议下订了一些财经类的期刊，即便他连GDP是什么都不一定懂，还是每天认认真真地读。
在斌哥想象的未来画面中，自己应该西装革履，坐着劳斯莱斯，出入高档写字楼，后面跟着一帮操盘手。
然而现实往往不如想象美好，很快，一次打击敲碎了斌哥的美梦。
2017年，斌哥第一次申报减刑，却刚巧碰到最高院执行了关于减刑的新规定。在新规定中，重罪犯人的减刑幅度被大大降低，而且申报条件比一般人严格得多。
减刑结果下来的当天晚上，斌哥没有照例翻报纸，而是坐在床上捏着《裁决书》，呆呆地看着那句“减去有期徒刑6个月。”
过了半小时，斌哥突然从床上蹦起来，冲到监室门口，发疯一样地拍铁门，大声喊：“狗日的！董娃！你整惨老子了！”
隔壁监室的小宋听到斌哥的嘶喊，也跑到自己监室门口起哄。其余5个监室也纷纷响应。一时间，整个楼道里铁门“梆梆”作响，各种国骂此起彼伏，矛头一致对准了董娃。其他楼层听到动静也闹了起来，整个监区被敲打铁门的声音所覆盖。
局势眼看着就要失去控制，楼道守夜犯差点哭了，赶紧摁报警器向警官报告，然后跑过来哀求斌哥不要闹了，会出大事的。
斌哥没有理他，睁大双眼，兀自拍铁门嘶吼叫骂：“董娃！明天老子要弄死你！”
几分钟后，警官赶到，把喧闹压制了下来，然后走到我们监室门口，招呼斌哥，安慰了他几句。
第二天，斌哥喊我跟他在车间散散步。路过董娃工位的时候，董娃背对着我们，把将头埋进工位，假装没有看到斌哥。但发抖的身体和紧紧握住管子的右手暴露了他的恐惧。
但是斌哥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瞟了他一眼就走远了。我正有些奇怪，却听见他叹了口气：“作孽太多了，总是要还的。”
减刑的事情只是让斌哥消沉了几天，不管怎么样，钱还在，不亏。
他的首要任务变了：保证自己出去之后有命花钱。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斌哥一改平日老神在在的姿态，开始积极劳动、锻炼身体。每晚都要练一小时——仰卧起坐、俯卧撑、拉筋，花样百出。后来甚至照着书开始学八段锦，一招一式舞得有板有眼。
饮食上则每顿饭从满满一碗减为拳头大小，购买的零食从饼干方便面变成了纯牛奶和茶叶。甚至为了省钱买牛奶，不再抽中华，而是抽10元一包的云烟，数量也控制在每2天1根。
他还开始看医学方面的书籍，每当我见到他捧着《教你如何不生病》的时候，都非常怀疑他能不能看懂。
几个月之后，斌哥的变化惊人。从原来的大腹便便变成了肌肉结实的壮汉，一次可以做上百个俯卧撑，双腿甚至能劈叉成160度。
但一次监区改制又打乱了他的节奏。
2018年8月，连我和斌哥在内的100多号人被转移至一个特殊监区，9月底，我们回来以后，斌哥的“好日子”却一去不返了。
我们的劳动任务不再是缠线，变成了给少数民族犯人进行中文普及。民警把犯人分成两拨，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做教育岗，负责教学，其他人则是后勤保障，也就是打杂的。
我做了教育岗，而斌哥成了后勤。
虽然他还是组长，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花钱大手大脚，也没能力再教人干活，事实上这个名头已变得可有可无。
监狱是一个很现实的地方，斌哥没有了权力，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变了。
到10月份，天气转凉，洗澡房每天晚上8点放热水。100多个人轮流用12个喷头。
那天晚上，斌哥早早脱光了衣服，捧着洗脸盆到洗澡房。按以前，他一到就会有人主动让出位置来。结果这次大家都没有让开，还不断让教育岗的人过来插队。
天气很冷，斌哥在一旁等得瑟瑟发抖。
那晚回来以后，斌哥每天看书的时间更多了，不仅是看那些健身书籍，还看起了唐诗宋词。
他似乎想要证明自己不靠武力和权力，也一样能被人看得起。
没几天，斌哥就申请要去教育岗工作。新来的警官对斌哥并不熟悉，觉得很诧异，当场叫他背《静夜思》和《望庐山瀑布》。
斌哥早有准备，磕磕绊绊地背完了。警官听他背得别扭，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让他晚上跟着一起听课，看他的学习情况再决定。
我每天早上6点半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他拿着笔记本坐在床上学习，半夜也常见他还躺着背书：“人之初，性本善……”
到10月底，曾经口口声声“不想再当大哥”、“要做好人”的斌哥，终于能完整背出《三字经》和《弟子规》。
警官安排了一场试讲课。课上，斌哥白话中穿插着文言文，满口之乎者也，竟还有些夫子的味道。
试讲课后，斌哥如愿以偿，正式上任教育岗。
或许按照这个结果下去，斌哥哪怕出狱时已经老了，但还会有健壮的身体、足够的学识。再加上那一大笔钱，他损失的也不算太多。
减刑结果不如意以后，就一直在努力“拼搏”的斌哥，现在终于稍稍能喘口气。而他不知道这短暂的喘息，竟只是为了让他有力气迎接更残酷的现实。
12月，斌哥打电话回家，从家人口中得知：“你儿子偷了家里的1万多元，全买了游戏装备”。
斌哥懵了。在他印象中，自己还没入狱时，儿子原本还很乖的，现在初二了，虽然跟着爷爷奶奶住，但前妻也时常去看望，不至于没人管，怎么突然就学会偷钱了？
斌哥问我：“是不是因为我坐牢，给孩子造成了心理扭曲？”
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跟他说下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好好谈一谈。
为了准备跟孩子的通话，斌哥开始看《论语》，看到书中有用的句子就抄下来，在旁边备注自己想要跟孩子说的话。半个月下来，竟然写满了一本笔记本。
我觉得他有些太夸张了：“电话才10分钟，哪说得了那么多。”
斌哥苦笑了一下，说：“有备无患嘛。”
元旦节傍晚，斌哥迫不及待地拨通家里的号码。然而那通电话并没有达到预料中的效果。孩子对斌哥的长篇大论反应冷淡，从头到尾都是“嗯”、“嗯”、“嗯”，连一句反驳和埋怨都没有。
斌哥讲到最后，一直跟孩子强调：“想花钱就跟爷爷奶奶拿，家里不缺钱，但是你一定不能学坏……”孩子依然只是“嗯”了几声。
他想让儿子当个好人。
但他发现，自己好像没资格，更没底气去像个普通父亲那样教导了。
挂掉电话后，斌哥拉着我连抽了5根烟。
“是不是来不及了？”
“孩子还没定型，未必的。”我怕打击他，没有说出心里的实话。
斌哥摇了摇头，又夹起一根烟：“我是个失败的父亲。”
没过几天，斌哥突然问我：“练什么字体见效快？”
我说自己练过行书，斌哥就让我教他，说想写信给儿子。“我的字太丑了。”
斌哥练了10多天的字后，终于开始动笔了。我们白天没功夫，到了睡觉时间，按规定每个人都要躺在床上，除非是上厕所或发生紧急事件才能下床。
于是我和斌哥只能等别人都睡了，跟守夜人打个招呼，然后搬小凳子坐在床边安静地写，说话轻声细语。
监室里本来灯光很弱，大部分的光线还被上铺挡着了，我们得趴得很近才能看到纸张上的字。
写信的过程中，斌哥在手边准备了小练习本，写到拿捏不准的字句，就先在练习本上描出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写，笔画对不对，语言通顺吗，孩子看不看得懂。
打了7次草稿后，信终于写完了。这是斌哥坐牢几年来第一次给孩子写信。
我们的信在寄出去前都要给民警看一遍，为防止看不过来，民警要求长话短说，所以我们一般都只写两三页纸，可斌哥这次写了整整11页。不知道他的儿子会不会有耐心读完。
而信寄出后，斌哥也并没有轻松起来。
他原本觉得自己哪怕身在监牢，也能把握住很多东西。可现在的境遇，却让他觉得失去的越来越多。
他开始害怕。自己来不及“做个好人”。
确实是来不及了。
给儿子写信没多久后，斌哥就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弟弟说老人家在走之前，一直呢喃着要见斌哥最后一面。
得到消息那天，斌哥拉我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聊了很久。他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法庭上，父亲原本浓密的黑发那时已经变得稀疏花白。
什么叫蹲监狱？就是你老爸在外面死掉了，你也不能去看。这就是蹲监狱。
斌哥红着眼眶，不停念诗：“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他曾经还为自己躲过死刑、保住财产而沾沾自喜，现在才终于看清，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他已经错过了一切。
法律或许饶了他一命，可现实没有。
自那开始，斌哥看起了佛经，看完总问我：
“人这一辈子，平平安安的，对家人好，做正经的工作，这很难吗？为什么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斌哥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
2019年2月，我就要刑满释放了。教育岗中，我带的班成绩是最好的，警官本打算安排一个本科学历的人来接替我的工作。斌哥知道后，竟主动申请接替我那个班。
警官怀疑他不行，但没把路堵死，让斌哥讲一堂课试试看，并交待我去旁听。
课的主题为“慎终追远”，斌哥讲课时的表情很肃穆，声音凝重。
“各位同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是因为分不清善恶、不懂法律么？不对！是因为我们有侥幸心理！”
“有人说法律不给我们做好人的机会，说这句话前先扪心自问，你给自己机会了吗？”
一堂课讲完，全场肃静无声。只有斌哥“砰砰”地锤着自己的胸脯。
我听完课后，脑中浮现斌哥当初一直问我的那个问题：“做个好人很难吗？为什么我做不到？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他已经找到了答案。
监狱里的课堂，老师和学生都是半吊子，没人真的把学习当回事，顶多做做样子。而那堂课后，竟然有个学生把斌哥的话全部抄录下来，写了篇深度感悟，被监区领导看见了，大为赞赏。
斌哥接手我的班没几天，监狱就进行了一次考试。一般来说，带班老师都会把试卷提前看了，再各种明示暗示帮着学生作弊，争取拿个好成绩。因为学生成绩好的班，老师会得到加分和物资奖励。
而斌哥却十分严肃，试卷到他手上，他就直接发下去，然后跟监考的人说，不允许学生作弊，否则他们更懒得学习了。
他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师。
那段时间除了上课，斌哥还开始帮别人写信。监狱里的信件只允许使用汉语，所以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找他帮忙写家书。
斌哥来者不拒，边翻唐诗宋词边写，总是先写一遍，然后读给寄信人听，再一起研究、修改，写到半夜三更。
他常常跟别人说：“你们还来得及。”
我终于要离开监狱的时候，斌哥也终于彻底从梦中清醒了。
满刑当天早晨，斌哥拿出1包玉溪，说请我抽满刑烟。我问他剩下的日子有什么打算。斌哥说：“争取多减刑，早点回家。”
我打趣道：“然后出去做个霸道总裁？”
他苦笑着说了句“屁裁”，然后迷离地看着监区大门，说：“出去后，我想开个小卖部，又能挣钱，又能待在家，挺好的。”
临别前，斌哥用力地抱了抱我，嘱托我替他回家看一看家人，然后转身向监室走去，他要去上课了。
出狱之后，我跟斌哥的弟弟联系上，听他说了一些情况。母亲年纪大了，身体很不好，管不了孙子。家里不缺钱，可是因为斌哥坐牢的关系，一家人在镇子上并不受待见，不敢招摇。弟弟在国企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
他用坐牢换来的千万财产并没有让家人过得多好。
回来后我给斌哥写了封信，把情况如实都告诉他。斌哥没有给我回信，只让弟弟给我带话说：“知道了。谢谢。”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几个月以前，我在网上看到公示消息，斌哥又减刑了5个月。看来他还没有放弃。
后来，我履行承诺，去了一趟斌哥的家。而在他的那栋豪华别墅里，我却感受到了另一种凄凉。
他家是一个独栋天地楼，欧式外形在小镇上非常显眼。我到时，只有斌哥的母亲在家。
那份判决书下来之前，斌哥满心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回家。而判决书下来后，他只是跟弟弟打了个电话，说可能比预计迟几年，拜托弟弟照顾母亲和儿子。
而“几年”是多少年，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进他家看了看，卫生像是许久没有打扫了，雕刻精细的红木沙发上也铺着一层淡淡的灰尘。只有挂在客厅墙上的遗像框异常干净，黑白分明。
斌哥的母亲年纪大了，不喜欢说话。她知道我是刚出来的，却也没有问我斌哥在里面的情况。
去斌哥家的那天，他的母亲弯着腰坐在家门口的红木凳子上，呆呆地看向远处的公路尽头。
我不知道她在等什么，也不愿问，只是握着老人家的手，陪她看了一整个下午。
最初何俊义并不相信，斌哥说的那句：“做个好人”。
这时的他说要做个好人，只是掩耳盗铃。他所憧憬的“好人生活”，不过是想攥着大钱，到外面做安全的生意。
那些剩下的罪责，斌哥觉得没被揪出来，当一切没发生过就好。
不过命运没给这个机会：他儿子前途尽毁，父亲死时也无法送终。重点是，他还不能顺利减刑，等出狱后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何俊义却觉得，斌哥遭受了这些惩罚后，才可能真正变好。“这样他才会知道，出去了再变好，就来不及了”。
斌哥也已认清现实，尽管没机会再教育儿子，但至少自己能多读一些书，告诫那些同犯学生们：“你还来得及”。
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适用在监狱里。其实人的一生也有许多事情，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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