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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隶属无极县，位于滹沱河北岸，与藁城隔河相望，相距15华里。
1959年，我13岁，有幸考上了藁城一中。从此，开始经常往返于故乡人称之的“藁城道”。
一
藁城道是从故乡村南口向西南方向穿过滹沱河河套抵达藁城的一条沙土路。不仅是我村，也是东北方向许多无极人往返藁城的主要人行道。时常听到村口有人这样的对话：“怎么走？”“走藁城道！”“从哪儿回来？”“从藁城道！”
9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离开家门、村口，向西南方向走去，前行200米左右就是滹沱河河堤，其实，河堤不过一米多高，但在生长于冀中大平原的我们孩童眼里，那是一个高岗一道风景。
过了河堤就是缓缓的下坡，进入了滹沱河大河套，故乡人称之“下岸”。也许在陌生的外人看来，夏末初秋的大河套秀色可餐，而在我的眼里却乏善可陈，因为我们经常来河套里玩耍、割草、拾柴，这里仿佛现代孩子们的幼儿园，再熟悉不过了。河套的路面变成了沙土，平坦而干净，蜿蜒伸向前方。路旁是斑驳杂乱的野草：蒺藜、蒹草、扒地蔓……沙地里草丛中，不时有蝎虎蠊慌慌张张地窜过，偶尔还能看见蛇；路上行人不多，凡从对面走来者，都不是空手的，或背着柴禾，或扛着渔网，或拿着挎篮，如果有人带着新奇的物品，那一定是从藁城赶集回来。
路上，我不像往常与小伙伴们去玩耍、割草、拾柴那样单纯、快乐，无忧无虑，此行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去开启一种新的生活，一中在哪里？什么样子？要学习那些课程？老师怎么样？一个班多少人？……一个个未知数，让我新奇、神往、茫然、忐忑……我感到自己仿佛一夜间长大了。
过了陈村村南，已经清晰地看到藁城城墙了，再往前走，就感到陌生了，因为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活动范围。前方出现了一座简易木桥，几年前，爷爷曾带着我走过这座木桥到达藁城，又往南边石德线铁道走去，目的是让我看看火车。那天，除了被隆隆驶过的庞然大火车所震撼之外，这座木桥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桥还是那座桥，桥下河水湍急浑浊，飘着杂物，过了桥河面变得宽了，河水向东缓缓流去。过桥人很多，还有大车，因为除了藁城道以外，从正北郝庄道来的人员车马也交汇于此。
下了桥不远，拐弯就是藁城北门，虽然裸露着陈旧破烂的青砖，但在我眼里，不亚于多年后第一次面对北京故宫的午门。进了北门，顺着一条小道东拐，一个叫做高台庙的台基上竖立着一个高高的铁架子，不知何物，颇感新奇，那是我见到的最高建筑物了。后来得知，是地质测量的三脚砧标架。
到了城里，最繁华的是一条东西大街。我立即兴奋起来，东瞧西望，目不暇接，因为这是我生平到达的第一座城市。道北是大礼堂（戏园子），道南是百货商店、杂货铺、缝纫店，隔着玻璃看见里面几位妇女脚蹬缝纫机制作衣服，尤其还有一名男人，颇感新奇……
“喂，藁城一中怎么走？”我不好意思问大人，逮住了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问路。他指着东方，操着藁城腔儿：“一直朝东走。”
经过道南一个新华书店，街上学生多了起来，大概是因为开学的日子，来书店买文具和本子。我跟着他们，没有再费口舌，顺利到达校门口。
进入校门，乌泱泱一片前来报到的学生。我挤进人群，仰头观看墙上的“金榜”，在四个班二百人中寻找自己的名字，忽然，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杨小碗”，轻声自言自语：“38班！”
“哦，我也是38班。”一位大眼睛的男生扭头看看我，他叫耿顺林，北苏人。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男生，“我叫乔同军！也是38班的。”——后来初中三年，我们成了亲如兄弟的“铁三角”。等了一会儿，又来了张荣珠、张民英、戴村保、于仁义、李素英、聂瑞端……我们结伴向38班教室走去。
从此，杨小碗在初中38班度过了三年、又更名杨忠义在高中21班度过了两年。
二
藁城一中1951年10月正式成立，其前身系清光绪17年（1891年）兴建的滹南书院。
校园位于藁城城关东北角，坐北朝南，进门东侧为一个篮球场，再东边是大食堂。西边是宽阔的大操场。南边是女生宿舍。北边以城墙为界，城墙外就是滹沱河，城墙里是男生宿舍，夜深人静时，滹沱河的涛声清晰入耳。教室位于校园中心，一排排灰砖平房。校园环境优美，东边有高大的杨柳树，一口老井高台上支着辘轳，常见一名工友弯腰摇着辘轳汲水，不时传出吱吱扭扭的声音……
当时书记、校长为仝俊杰，无极人，中等个子，消瘦的脸颊，似乎有点歪脖，是一位资深老革命和教育家。校领导还有王澄、杨锡坡、刘醉石、靳言明等，教导处主任刘兆谦、赵秀琦、王永青，团委书记何士奇。
38班40多人，班主任是年轻的女老师张瑞珍，她教几何。语文老师刘瑞深，留着农村中年妇女式短发，数学老师姚起凤，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庞……老师们非常敬业，教学水平一流。班长耿志良，团支部书记韩技艺，班干部还有张荣珠、于仁义、杜山领、韩美术、聂瑞端、苏枚菊、孙俊娥等人，我为生活委员。
1962年我升入高中21班，班主任为物理老师郝玉，讲课能抓住重点，讲深讲透，还不乏幽默，深受学生爱戴；语文老师彭国欣，师范科班出身，教学水平很高，正是在她的教诲下，我逐渐爱上了文科；政治老师陈英华，高三我离开藁中后担任了班主任，1983年后担任学校书记。数学老师郝培元、俄语老师慈树春、李久德、化学老师王梦冬、体育老师张清发、高森、马玉堂，等等，都令我至今难忘。班长为王振海、张荣珠，团支书刘春辉，我进入了校团委会。
1959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缺，物资匮乏。初中时我们户口在学校，每月35斤定量（节约2斤），生活还算不错。后来——1962年国家实行“巩固、充实、调整、提高”八字方针，藁中由过去招收4个高中班改为2个班，学生的户口也都转回农村，于是，一种“自带干粮”求学的生活方式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学生们便放学回家，去取下一周的干粮。
我独自一人，空手走在回家的藁城道上，一个小时即可到家，走进家门，习惯地先叫一声：“娘，我回来了！”母亲闻声出来，照例笑嘻嘻看着我，问：“使哩慌吗？”“不，不！”我回答着，站在当院看着两棵枣树，伸手摘下一把半红半青的小枣，母亲笑着说：“不能多吃，嫑窝着了。”夕阳下，我发现本该像鲜枣一样光洁红润的母亲脸庞上多了几条皱纹，发髻间添了几根白丝，心里一阵酸楚，物资的紧缺、箪瓢的艰辛，日子的风雨，过早地夺去了母亲的青春……
我喝上一瓢凉水，便跑到爷爷奶奶屋里。爷爷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个故事篓子，我从小就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大概爷爷想阻止我们到河套里玩耍，怕发生意外，就多次讲过拐孩子的故事，大意是某某小孩中午独自到河套里去玩，走到藁城道上，突然草地里窜出两个人来，女人张着血盆大口，舌头有一尺多长，男人青面獠牙，身高力大，抱起孩子就往南边跑，把孩子拐走了……我听得毛骨悚然，不敢独自一人外出了。
第二天午饭时，母亲为我蒸好一锅饼子和山药。及至日头偏西，母亲按照六天每顿一个饼子计算，把饼子和咸菜放在一个小布袋里，送我走出家门，照例向着西南方挥挥手：“碗儿，走吧，顺着藁城道！”
走在藁城道上，有时心情沉重，因为看到家里生活日益艰难，粮食越来越少，我每个月要交纳3元钱菜金，对父母都是巨大的负担。后来不得已，父母决定让妹妹和弟弟辍学，只供我一人上学……
忽然，前方一阵旋风刮过来，不由地害怕起来，因为立刻联想到“长虫精”随着旋风钻到坟里的故事。那时孩子们晚上最爱到十字大街听老人们讲故事，其中杨大爷口才好，讲得绘声绘色，他最常讲的是妖魔鬼怪的神话，最后还常常说：“这是真的，就发生在大河套里……”
走到藁城桥头，人骤然多了，心情好了起来。有一次在桥头遇到同班刘春辉，家住北边寨里，离藁城五十华里，我班还有孟子建、张继英、刘造栓、底瑛琦、栗艳华等等不少同学，凡是藁城北部的和无极境内的都比我家远，他们也是每周靠两条腿走来走去，风雨无阻，比起他们来，我自感幸运多了。
难忘那时“低指标，瓜菜代”的日子。为了尽量保障我们的生活，学校想了很多办法，例如，在西南角建起了几个水泥池，培养“小球藻”，据说其蛋白脂很高；还多次组织师生到滹沱河套里剜野菜、刨草根；到铁道南参加劳动，那里有学校几亩地，主要种植蔬菜，供应师生食堂。
1963年夏天，华北连续七天大雨，滹沱河变成了一条咆哮狂奔的巨龙，大河套一片汪洋，藁城道难逃厄运，浸没在水下。当一个月后洪水退去，露出的地面被洪水一扫而光，顽强存活下的野草、荆条子一溜儿整整齐齐匍匐向东，不久，行人的脚印又踩出了一条藁城道……
1964年9月，我与刘春辉、戴村保前往保定滑校学习，后来参军进入海军航校，从此与滹沱河套藁城道一别4年。
三
航校毕业后，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在藁城站下了火车，从西关穿过，出了北门登上桥，向东一看，滹沱河河水依然哗哗流淌，只是水量明显减少了，河边变成了良田，一些藁城农民正种庄稼。远望藁城中学，北城墙依旧存在，里面不知怎样。下了桥，那条熟悉的藁城道依然如昨，仿佛等待着游子的归来，踏上去，好亲切好松软啊，一幕幕往事不由地涌上心头……
一个小时到达村口，那里黑压压站立着许多乡亲，他们在等待我村历史上第一位海军飞行员的归来。我加快脚步，急切向前，亲人们立刻把我围了起来，奶奶苍老的脸上老泪纵横，连连呼唤着我的小名：“碗儿，碗儿！长高了，高了……”母亲热泪盈眶，抚摸着我的军装，惊喜地看着红领章、红帽徽，激动的语无伦次：“碗儿，不走了吧？夜来后晌才接到你的电报……你还认的藁城道？”
几天后，我回到了母校，看望了刘兆谦、郝玉、彭国欣等老师，在何士奇老师房间多坐了一会儿，他是学校专职团委书记，我高一进入团委会，高二担任了团委会副书记，直接受到他的教诲，他还住在我村搞过“四清”。多年后，我听说他也在北京，住在他儿子家里，特意前去看望，临别时他还把一张全家福照片送给我，保存至今。前几年，听说他去世了，不胜悲伤。
在校门口传达室，我遇到了张青川，他是一位非常敬业、平易近人的老工友，几乎认识所有的学生甚至家长，包括我的母亲。他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
时光如流，沧海桑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故乡变化日新月异，大河套的沙土地变成了良田，分田到户，打了机井，种上了庄稼、树木，道路也重新规划，原来的藁城道不存在了，我家到藁城通了公路，有了公交。后来交通不断改善，我探家时通常坐高铁到石家庄下车，由侄子开车来接，直奔藁城东，再向北通过滹沱河大桥，很快就到家了，没有了当年15华里的徒步之累……
三年前，老家侄孙子也考进了藁城一中，他像我当年一样往返在藁城道上，不同的是，路线变了，路况变了；他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靠的是“11号”，而是乘坐小轿车或公交，二十分钟便可到达。每次回家见到他，藁城一中必是聊天的话题，他给我讲述的今事，如同我给他讲述的往事，都一样让对方感到新鲜好奇。
前不久，侄孙子给我发来视频：全长43公里的滹沱河生态修复二期工程已经完成。这期工程西起藁城城东，东经无极，覆盖了我熟悉的滹沱河大河套和藁城故道。当我看到屏幕上那清澈的流水、新栽的绿树和成片的花草时，我决定：明年一定要回趟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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