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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不知道，父母很多管教我们的方式，放在国外算是违法犯罪。
前段时间有条新闻，一名华裔爸爸被老师举报虐童，一下罚了30万日元，还留下了犯罪记录。
这位父亲说，他只是因为孩子起床磨蹭，掐了孩子几下。
我的朋友侯小圣在海外多年，她告诉我，澳洲对儿童保护的法律监管更加严格。
比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单独在家超过一定时间；
也不允许擅自对14岁以下的孩子拍照；
吼骂孩子、打孩子算明确家暴，可能涉嫌违法。
当学到这些法律的时候，侯小圣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国内见过的一件真事儿：
一个妈妈跟踪了女儿19年，这算违法吗？
我留学澳洲的第四年，被外派到了一所残疾人学校当司法社工。
这是一所安静的学校，走廊上不常听见孩子们追打笑闹的声音，只有轮椅骨碌碌地走过。他们的世界就被圈在这里。
在这里，唯一喧闹的是一个中国家长。
在我还没来学校的时候，就曾经听过她的大名。
我的同事在午间八卦时说，自己接到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电话，自称她的孩子在残疾人学校，要求我们派一个社工专门照顾她的女儿。
接电话的同事解释，我们是司法社工，通常只服务涉嫌违法犯罪的案子，她女儿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没想到这句话惹怒了她，大骂同事没安好心，接着又说：“我是中国人！到澳洲凭自己本事找到工作，为澳洲做出了贡献，你们必须给我想办法！”
同事气得不行，复述这一段的时候说“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了不起吗？”我尴尬得不行。
本来不是自己的案子我不该看，但那天我偷偷找到了这个中国女人的名字，预备下次要是我接到她电话，就劝她别给中国人丢人。
当我来到学校两周后，我主动给这个中国家长打了电话。我说，你的女儿在学校向我求助了，我需要和你聊聊。
我准备告诉她，中国妈妈管理孩子的那一套，在澳洲涉嫌违法了。作为司法社工，我可以申请剥夺她的抚养权。
那天，有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我办公室门口，堵我。
她不敢进来，我又没发现她，结果一出门把她撞了一下。普通人只要退一步就能站住，但那个女孩像不倒翁似地小幅度转圈，似乎下肢有残疾。
我赶紧伸手扶她，女孩攥着我的胳膊，支支吾吾地问：“你是新来的社工吗？你是中国人吗？”
我点点头，她攥着我的手一紧，说出了一句中文：“姐姐，你救救我，我被鬼缠上了。”女孩名叫温馨，今年16岁，是这所残疾学校高年级的学生。
大概半年前，温馨曾向当时的驻校社工反映，有一个鬼白天黑夜都跟着她，但除此以外没什么特殊行为。
我的上一任社工推断，这应该是温馨幻想出来的朋友。她标注：“没有影响正常生活，也没有对他人构成威胁或者伤害。”
青春期的小孩确实容易受到刺激，或因为某种长期的压力而产生幻觉。但我却觉得不对劲，如果只是朋友，温馨为什么要说“救救我”？
我把她带回了办公室，小心地问她，这个“鬼”是什么样子的，会对她做什么？知道这些，我才可能推断出，是什么让她怕到产生幻觉。
她说，这个“鬼”会和她交流。
有时候，“鬼”会突然指挥温馨从教室里走出去，或者禁止她吃午饭，凌晨睡觉的时候会把她叫醒，告诉她今天不能再睡了。
“鬼”还威胁她，不听话会发生可怕的事儿，所以她从来不敢违背“鬼”的命令。
我警觉了起来——万一哪天这个“鬼”喊温馨去跳楼，该怎么办？
我先安抚温馨回去上课，转头联系了学校的前任社工。为什么她会给这个案例标注“不构成威胁”，是有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视频电话一接通，一个响亮的女性声音就传了过来，前任社工贝蒂感谢我前来接班。
我说起温馨，贝蒂大笑起来，让我别那么紧张，特殊学校的学生因为生理残疾，心理和智力都会受影响，平时说话就是神神叨叨的，不能全信。
我皱了皱眉刚要说什么，贝蒂突然问我，你见过温馨的妈妈吗，那可是全年级“最难缠”的家长。
我这才知道，温馨的妈妈玛丽，就是我一直找机会想见见的那个中国家长。
贝蒂第一次见到她那天，是残疾人学校每学期一次的家长开放日，这向来是学校难得的喜庆日子，家长搂着孩子感谢老师，老师向家长夸奖孩子，其乐融融。
但温馨妈妈不一样，她参观教室的时候，突然一把掀开了桌板，要检查温馨的书包。
在我们看来，孩子的书包是个人隐私。更何况课桌是一条长桌，所有孩子的私人用品都放在一起，温馨妈妈这一掀，其他家长都傻眼了。
班主任找来贝蒂劝阻温馨妈妈，温馨妈妈说，她就是想看看，女儿有没有在学校好好学习。
好几个家长要求温馨妈妈向他们的孩子道歉，她反问：“我管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道歉？”
作为社工的贝蒂紧张了起来，妈妈对检查孩子书包这事过于理所当然，有对孩子控制过强的嫌疑。
以澳洲的法律看，这属于家暴的一种。
贝蒂找温馨妈妈聊了聊，问她是否需要参与一些如何处理亲子关系的培训。结果温馨妈妈直接破口大骂，说你才有病。
她投诉了贝蒂，理由是对她人身攻击。
她还给副校长邮箱写了封举报信，措辞激动，要求学校严查她，“可能存在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这顶帽子扣下来，贝蒂完全有可能被停职。怪不得她只想把温馨的事儿大事化小。
但我隐隐觉得，“鬼”就是温馨的妈妈。
第二次把温馨找来谈话，我有意识地问她，这个鬼是男是女？
但温馨含糊其辞，说不知道鬼是男是女，她没有正面见过这个鬼，鬼只会从背后拽她。
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对我还有戒心，但没有温馨的举报，我没法帮她。我得先跟她套套近乎。
温馨的资料中，兴趣爱好是去漫展，我跟她说，我也喜欢看动画片、买周边，在国内也常去看漫展。
温馨的眼睛一下亮了。她抓着我问国内的漫展，又滔滔不绝地讲起她最喜欢的《JOJO的奇妙冒险》。
我大概知道中国家长的问题，所以问她，妈妈喜欢这个漫画吗？
温馨的笑容一下僵硬了，小声说，妈妈禁止她看漫画，“妈妈说，温馨，你已经够没用的了，为什么还要看没用的小人书？”
像极了很多中国孩子，温馨最常从母亲那得到的评价是“没用”，她先天残疾的双脚就是没用的最大证明。她在轮椅上挂的小铃铛、给拐杖做的小装饰，都是“没用”的。
她很想穿成漫画人物的样子，但只能偷偷自制那些衣服。
她没钱买布料，就去学校的旧衣服回收箱偷。怕妈妈翻书包，温馨就把旧衣服穿在外套里面，一次带一件。
可她在服装设计上居然很有天赋，有人看到她发在网上的照片，专门请她帮忙做衣服。当她们穿着温馨做的衣服去漫展的时候，这个小裁缝连家门都不能出。
她16岁了，除了去学校，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妈妈的视线，甚至不曾自己去过家门口的超市。
在又一次提出自己出门被拒后，温馨突然倔劲儿上来了，拄着拐就往外冲。
她妈妈看着她一步一步挪到门口，在身后说，你出去了就别回来。
温馨没吭声，继续往前走，还没走下门口的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咔两声反锁的声音。
温馨回过头，妈妈站在窗前，母女二人隔着玻璃对视。温馨知道，妈妈是永远不会向她妥协的，但这次，她也不想妥协。
那天，温馨在冰凉的水泥楼梯上坐了四五个小时，最终被邻居送回了家。
邻居警告温馨妈妈这是家暴，她才开门把温馨拉进来。
送走邻居后，她立刻转头对温馨说，你不要以为澳洲法律有多厉害，也别以为报警就真的会有效果，我是你妈妈，我对你有监护权，我想怎么管你就怎么管你。
我感受到了那一刻温馨的感觉，羞耻、困惑，甚至是对自己的亲生妈妈的恐惧和愤怒。
因为我也曾是这样。
我还在东北的时候，上小学英语补习班，老师在念单词听写，我紧张地咬手，窗外突然传来妈妈的声音：“不许咬手！”
那声音像打雷一样，老师被吓了一跳，盯着我说：“谁家长这么没素质？”
边上的同学问我，是不是我妈妈。我恨不得自己能消失在教室里。
我的妈妈，就像温馨的妈妈那样，总是想掌控我的一切。
小时候的我和妈妈
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妈妈的眼皮子底下。高中时，有一次同学邀请我去KTV参加生日派对，我很想去，借了同学的手机给妈妈发短信申请。
妈妈没有回复，我抱着侥幸心理去了，但不到八点，同学就接到了一通充斥着咒骂与吼叫的电话。她被骂了半天，才明白过来那是我妈妈。
同学把电话递给我，比着口型说：“你妈妈。”她说：“要不你先回家？”
她脸上的同情刺痛了我。
我躲到走廊最远的那一侧，只剩我一个人面对那个电话，全身都在发抖。
妈妈在话筒那边近乎破音：我在问你话！你哑巴了！为什么放学没回家不和我说！
我说我发过短信了。
“那我回了吗？我不回就是不同意！不同意你就敢去！你现在就敢这样，以后肯定是要犯罪的，要去杀人！”
妈妈是她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骂人从不带脏话，擅长的是把一件事极端夸大，让你觉得自己不听她的话明天就会堕落，会去杀人，会成为社会的渣滓没有任何人爱你。
她可以从任何一件事开始，一句接一句，滔滔不绝地骂下去，让你来不及思考和反驳，只能被一个巨大的漩涡往下卷。
后来我读了社工专业，才知道妈妈对我已经达到了家庭暴力的级别，不止是语言暴力，她的控制欲就是病态的。
如果有一个司法社工强硬介入，甚至可以剥夺她的抚养权。
我同时也明白，妈妈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同样需要接受介入和治疗。
可是我知道得太晚了，对我们俩的一切伤害都已经不可挽回。
大三的时候我去一家英语教培机构实习，爸爸提出带我去逛街，我喜欢上一件绿色的短呢子大衣，带着一排羊角扣，是流行的款式。
我至今记得它的价格，499。
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竟然没有对我买这件衣服产生异议。
我捧着那个纸袋子，好像捧着宝物，回家之后穿上大衣，在镜子前左看右看，直到睡觉才脱下来，再小心地叠好，放回袋子，准备正式上班的第一天穿。
妈妈就在这时候突然变卦。
她先嘟囔了两句“这衣服还是有点贵”，很快就像我熟悉的那样，急促又大声地训起我来。
她先是讲道理，说工作能力跟穿衣服好看不好看完全无关，我根本不该去买衣服，以实习的名义要新衣服就是臭美。
接着她又说，现在就买500块钱的衣服，这是给我惯坏了。
最后她大声地冲我吼，你不配，你就不配穿这么贵的衣服！
我在她的吼声里闭上眼睛，不断地恳求，我累了，我只想睡觉，妈妈可以歇会再骂我吗？
可是她就是不停，就是不停不停地骂。
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件衣服的价格，我记住了，自己配不上喜欢500块钱以上的东西。
以至于我第一次被表白的时候，男孩说完了话，满眼期待地看着我时，我犹豫了又犹豫，捏着拳头，最后脱口而出：“凭什么？”
凭什么你可以这样大方地说出自己的喜欢？
对于“离开家”这件事，我比温馨计划得更久。
高考报志愿，班主任按例要和同学沟通。我告诉他，我想去离家最远的地方，想尝试独立生活，想知道没有妈妈监控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班主任听完，重重地叹气，说他理解。
我再三要求他，保证不会告诉我家长，他让我放心。
可是到了报志愿那天，妈妈直接给了我一份填好的志愿表，是一所本地的大学，近到每周都能回一次家。
那天，她格外温言细语：“妈妈问过你班主任，他说你想去广州读大学，那太远了，你去那么远不会适应的，是不是？”
我只觉得绝望。
那时候我特别怨恨班主任，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帮我，今天我明白了，对他而言，我只是一个家长特别难缠的小孩，应付好我的家长就可以了。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纵容把我推回了一个什么地方。
高考结束后，我还是去了那所本地的大学。
我不能离开学校，不能离开妈妈的视线。她要求我每周回家，还会莫名其妙地突然跑到我的大学，只为了看我有没有“好好表现”。
我的课程表她比我还倒背如流，如果我没课又不在寝室，就马上会接到无数个电话，无论我怎么解释，妈妈都会一口咬定我偷溜出学校，去玩了。
我曾经尝试把电话放在一边置之不理，结果，妈妈带上姥姥和小姨一起到学校找我。
不知实情的姥姥急得满头大汗，问我为什么要气妈妈，你怎么上了大学连妈妈电话都不接了？
妈妈甚至已经替我计划下一步的人生，我要考上本校的研，再去考公务员，接着相亲、结婚。她“宽宏大量”，允许我“第一年考研失败”，但第二年必须成功。
这个计划里，她没有打算打我、把我卖掉、杀掉，可是实际上，我每一天去哪里、买什么、和谁说话，都可能被妈妈视为违规，都会招来几个小时的斥骂。
我仍然每天都要紧绷神经思考怎样才能不挨骂，而现在，我还要用晚上来做噩梦，我总是梦见我已经长到妈妈的年纪，她还坐在我床边冲我大吼，你今天要去哪？你怎么不和我说？
我抓着身边所有同学问，问他们毕业之后打算去哪，我想知道除了高考还有什么离开家的方式。
有个好朋友说，她打算去英国读研，问我要不要试试申请？
这句话让我突然看到了一条新的路。
我查了英国距离中国的距离，不到八千公里，飞机不到12个小时。
那时候我对签证没有概念，只觉得这个时间还是短，如果妈妈某一天突然要来找我，一夜过去她就会站在我面前。
我继续搜，距离中国一万公里的国家有哪些？
澳大利亚跳出来，我立刻就认定了它。
后来所有人都很难猜到，我留学、学社工，看起来乐于助人、对世界充满爱，但这一切的开头，只是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跑。
我偷偷计划着考雅思。
雅思考试一般在周六，我报名参加了学校唯一一个周六有活动的社团，把活动通知发给妈妈，又嘱咐朋友替我去参加活动，如果看见我妈来了，尽量帮我拖延一下。
那天下午，我考完口语，急急忙忙地打车回学校，冲进了校门——
电话没有响起，妈妈没有发现我这一次小小的出走，我像劫后余生一样心脏狂跳，又不停地笑。
我终于离开了她。
近五年后，我在澳洲仿佛又见到了我妈妈。一个陌生女人脸上的神情，和她非常像。
那是温馨的妈妈玛丽，她坐在我对面，留着乌黑整齐的短发，穿着一整套西装套裙，搭配墨镜、耳环和一个小包，看起来不像是来谈话的，像是来找我谈判的。
她来回打量我，我迎着她的目光挺直了背。从我的背后，大窗户外的阳光不断地传来热量，这是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地盘。
我平静、专业地向她自我介绍，然后告诉她，我得知温馨可能被勒索了。
玛丽脸上露出一个我极其熟悉的表情，这表情我曾在自己的妈妈脸上见过无数次，不屑，轻蔑，又不耐烦。
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不受控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大，近乎咆哮——
她说，求求你别问温馨怎么会有钱，求求你先关心自己的孩子，她已经是受害者了。
但玛丽一张开嘴，就像设定好了一样，说：“胡说八道，温馨哪来的钱？”
我曾以为我早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名为母爱的怀疑，控制与打压。我以为我已经走得够远了，在距离家乡一万公里外的地方，我不会再觉得痛苦了。
但这一瞬间我意识到，我所经历的那种连绵不断的痛苦，正在不停地重演，有那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去爱，只知道以爱为名的控制。
我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个抛给问玛丽：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被勒索了，找过学校社工，找过我，甚至想过就这么算了，但为什么没有想过去找你帮她？
她愣在那里。
我抱出温馨的档案，问她，你有翻温馨书包的习惯吧？你想知道温馨在学校里都发生了什么，让我来告诉你。
那天，我和温馨聊了很久漫展、COS之后，我再问了她一次，那个“鬼”到底会对她做什么？
她迟疑了一下，终于坦白告诉我，“鬼”会拿走她书包里的钱。
温馨把做衣服的收入都藏在学校，一部分放在书包里，一部分放在书桌里。两个同学无意中发现了她有很多现金，说要汇报给班主任。
温馨恳求她们，一旦告诉班主任，她家长势必会知道，到时候事情就大了。
或许同学们一开始是在开玩笑，说那你给我们一人五块钱，我们就不说。
温馨毫不犹豫地给了。
她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想不到很快有更多同学知道了这件事，纷纷找她要“封口费”。
他们都从自己的家长嘴里听过温馨妈妈的事迹，知道温馨最怕的就是“让你妈妈知道”这六个字。
温馨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同学们停止勒索她，又不敢如实地告诉班主任，于是，她自己编造了一个“鬼”的故事，希望引起社工的注意。
我把这些玛丽不知道的事一一告诉她，告诉她她女儿的勇敢、恐惧和爱。
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伸手来抢档案。
我立刻警告她，如果她再乱动我就按紧急按钮，她会涉嫌违法。我也告诉她，她对温馨的语言暴力、人身自由控制，她侵犯温馨的个人隐私，可能已经触犯了种种法律。
我不是打算把她送去坐牢，而是想告诉她，这是非常不对的。
我在她的斥骂声中坚定地、一字一句地告诉她，我不会放任未成年人在家庭关系里受到侵害，你女儿最大的心结在你身上，你必须处理。
“如果你不能处理，可以接受怎么做妈妈的培训，如果你还是做不好，那就别再做妈妈了。”
在这片大陆上，法律远高于母亲的权威。
玛丽显然没有马上被说服，只是愤怒，但终于不敢对我做什么，站在原地急促地深呼吸，然后突然转身走了。
那之后是周末，我不知道她和温馨谈了什么。但周一，我收到了内网的消息，玛丽真的去参与亲子关系的培训了。
我看到了她的问答记录，她的回答也很像我的妈妈。
那份问答记录就像四年后的我终于可以不卑不亢地去问妈妈，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爱”我？
年轻时的妈妈是个大美人
玛丽是福清人，90年代来到墨尔本，因为英语不好，起初只能在餐馆打工，从每天早上十点干到晚上十点，一个小时八刀。
这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是违法的，但她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样是被压榨的。
她想要融入澳洲，她是她们家唯一一个选择了出国的，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深深地扎根下来，才能够配得上她付出的代价。
很快，玛丽和饭馆的一位常客熟了起来。
那是一个很友善的澳洲男人。因为英语不好，她经常上错菜，这个男人会替她解围，还会特意去找老板帮她说话，说觉得她是好员工。
玛丽觉得他人很好，鼓起勇气主动约他出去，直至走到结婚。
她毫不避讳地说，和丈夫结婚、拿下伴侣签证是她融入澳洲的一个门票，她觉得她的努力终于有了意义，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她向上攀登的人生计划，被一个双腿畸形的新生儿打破了。
丈夫安慰她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政府福利也有保障，温馨可以过得很好。
可是玛丽没法接受，她不明白自己设想得好好的新生活为什么出现了偏差，她觉得一切都完蛋了。
量表上有几个问题：
你是否觉得女儿把你的成功打断了？
是。
你是否觉得你对女儿的残疾负有责任？
是。
玛丽把这一切愤怒、委屈、抱歉，变成了对温馨无孔不入的控制。她禁止温馨自己出门，管理温馨的交友和喜好，她想要把一棵开始就长歪了的树扳回轨道。
可是她忘记了，孩子不是植物，他们生来就是要自由生长的。
咨询要结束了，按例我们该给她一个问卷，询问她对这些咨询是否满意。
因为知道这位女士有多挑剔、对自己的育儿理念有多固执，同事不敢把问卷链接发给她。但问卷收上来后，同事非常意外地看见，她写了满意。
温馨后来给我的学校邮箱发邮件，说她想要回国，去读国内的大专，成为专职裁缝，再去长白山看看。她喜欢《盗墓笔记》，长白山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
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写一封，说最近和妈妈聊了什么。最近一封邮件说，“妈妈带着我回国了，我们以后就在国内生活。”
我不知道，放弃在澳洲拼命夺来的一切，对玛丽来说是对是错。
两年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也回了国。隔离一结束，我就去了墓地，去看妈妈。
我的妈妈，已经离世七年了。
是的，并不是因为考过了雅思，我就能顺利逃离，留学需要一大笔钱，我不可能在妈妈的管控下挣钱。是因为妈妈死了，我才得以逃出她的控制。
她被确诊肝癌那天，是个春天的下午，北方风沙漫天。
我那天在考试，没有带手机，走出考场才看见几个小时前她发来的消息。
我到家的时候，她罕见地没有大喊大叫，只是坐在沙发上发呆。我走过去坐下，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觉得痛苦，因为我就要失去她了，我又觉得快意，因为我终于看到她被打败了一次。
我依旧觉得困惑，妈妈，你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爱我？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敢问。
最后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某一天，回家路上看见的月亮
在她病到已经不能自主排泄的时候，她依旧把所有的力气用在我身上。
我下班回家带着一包麦当劳，她恶狠狠地骂我只会吃垃圾食品，但她的眼睛已经暗淡下去，也不能再借题发挥几个小时了。
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和她据理力争，或者听到她骂我就想哭，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看到她闭嘴为止。
我也曾经试着跟她聊，问她为什么这样对我。
她一开始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为了让你不走歪路。
但我追问下去，她就会大喊说，你疯了，你就这么想妈妈的！
她停止呼吸那个早上，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要我照顾好自己和爸爸。
她在那条短信里叫我的小名，她说她爱我。
是吗？
我在此后的七八年里，常盯着这条短信出神，我为什么体会不到你的爱呢？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永远只觉得被控制、被打压、被监视？
她走之后很多年，我尝试登陆她的QQ号，在空间里看见了很多“仅自己可见”的日志。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破解她为什么那样对我，比如，因为童年的不幸，因为婚姻生活的不顺，但没有。
六十几篇日志，每一个主题都是我，我长高了，我第一次月经，我高考那一天她有多紧张，我上大学第一天她有多不舍。
这一切只是加深了我的困惑和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把这样的爱表现为源源不断的指责？她在这样爱我的过程中，真的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痛苦、愤怒吗？
爱就是要让人痛苦，也让被爱的人痛苦吗？
我第一次降落在墨尔本机场那天，和玛丽的感受是一样的，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参加各种社工课程，同学们友好、包容、关心你的一切情绪。我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和案例，里面有很多痛苦，我也试着理解自己的痛苦。
我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学习法律。
社工有很多种分类，也有很多种方法论，有的人会用心理学的方法帮助人，有的人用金融学、社会学。
而我喜欢法学，法律像一个坚硬的盾，保护底线，并且将这个底线越抬越高。
我开始试着做案例，帮助别人。
我没有忘记妈妈，我也没有和那种痛苦和解，可是我已经学会了一套新的“爱”，我不会再那样让别人痛苦了。
我尝试重新审视我和妈妈的关系，我不会说我已经和解了，但我能让自己不再被她影响。
我追究过去的伤害，不是为了报复造成伤害我的人，是为了让我能学会用“爱”的方式表达爱——而这件事，什么时候都不晚。
回国看妈妈那天，我带着一个辫子和五盒冰淇淋。
辫子是她化疗时剪下的。她留了很多年的长发，辫子乌黑亮丽，非常漂亮。我一直把它放在行李箱里，跟着我满世界跑。
冰淇淋则是四个蓝莓口味，和一个香草口味。她最喜欢蓝莓口味，临终前几天还指挥我给她买。
但她又最讨厌香草口味，我想她拿到了肯定要来梦里骂我，你买的什么东西，你妈喜欢吃什么你记不住，你这个脑子怎么长的？
但她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刊发这个故事之前，我一直挺担心的，这会不会不好？会不会显得特别斤斤计较、恩将仇报？
毕竟，“那是妈妈呀”。
后来许多朋友告诉我，这个故事让他们想到了自己。
被妈妈翻看日记本和同学的聊天记录；每次出门都要经过母亲的许可；甚至连头发的长短都要受母亲的控制。这些经历都是很小的事，却让他们太难过了。
为此，我特意向社工侯小圣要到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方法。如果你的父母同样控制欲很强，下面这些方法也许能帮到你：
1.不要和父母讲道理
对于控制欲强的父母来说，这是在挑战权威。
可以转移父母注意力，比如鼓励父母发展某种兴趣爱好，用求助的方式，请他们帮你打毛衣、做饭等等。
2.拉开物理距离
尽量通过考试、竞赛、找其他亲戚等途径合理地远离父母。不在家庭环境里，拒绝被父母控制也会比较容易。
3.寻求同辈支持
和一些能够安慰你的朋友交流，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情感支持，尤其是告诉自己“世界上仍然存在一种理想生活”。
4.为自己建立一个目标，并在这种特殊节点设置一场仪式
比如在高考后举办一场成人礼，或者夜不归宿，买一件想要很久的东西等等，向父母真正宣告自己的力量，从而争取谈判的筹码。
侯小圣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到曾经或正在被父母伤害的孩子们。
当然，她更希望，母子间自始至终都不产生伤害，让这些方法永远不被用上。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