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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东北二线城市，爸妈是大学老师，在成为警察之前，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社会人。
没错，东北有厨师，有老师，有技工，有做生意的。
早些年间还专门有这种职业：社会人。
具体干啥不知道，但到处都有他们身影，啥事都能摆平，人人都害怕。
我上初中的时候特喜欢班里一个女生，鹅蛋脸，脸特白，她一进教室我就心神不宁。而且她爸还和我爸认识，以前一个单位，我就更喜欢上她了。
结果她不喜欢我这个类型的，她就喜欢一个小混混。
那小混混也是我们班的，染黄毛，在后三排卖色情光盘，还有从他家里开的歌厅弄来的“摇头水”。
我们当中没人敢惹他，不仅因为他混，还因为他背后大哥是真正的“社会人。”
都传说他大哥贼牛逼，刚从监狱出来，在附近守赌场，能把别人脖子给捅了。
当时这类小混混、社会人特风光，也祸害了不少女生。
我打篮球的时候，听社会人讲他女朋友正在家生小孩，不敢告诉父母。他说完还在打篮球。
我就怕自己喜欢的女孩也出事。
结果有天，小混混跑来跟我们说，他和那女生好上了，还摸了那女生的胸。
他咂摸着告诉我，等到初中毕业就准备把女孩给办了。
我气得脚指头抠地，抠得生疼。我心说这男的有啥好，学习这么差，全年级900多名，长得也丑。
我虽然学习也不好，700多名，但我人品好啊。
后来有一回，我献殷勤，给女孩买水，不小心把水洒她裤子上了，她就觉得我是故意的，找小混混给她出气。晚上一放学，我就被堵了。好几个流氓堵着我，手插兜，从我后脑勺拍到前脑门。
小混混还吐烟圈说，你他妈以后离畅畅远点，省的我再打电话。
他说的畅畅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
而打电话是指找大哥，让真正的社会人来收拾我，更狠。
我生气又害怕，直哆嗦，只能委屈点头，郁闷了好长时间。
后来，这小混混也挨削了，碰上更狠的了。
另外一个胳膊上有大长疤的大混混在校门口堵着他，旁边停着十多辆车，帕萨特，奥迪啥都有，全是黑色的。大混混把电话给他，说你找人吧，然后据说小混混找来的人连面包车都没敢下，就跑了。
我当时看小混混挨揍老高兴了。
后来其他人都形容，那大混混是真正的社会人，他要真想收拾你，打电话给克林顿都不好使。
关于东北社会人的传说太多了，中学生校园里，听说的都是边缘一角。
真的社会大哥，杀人不眨眼，手机天天换新的，每天就是喝酒洗浴桑拿啥的，不用考虑钱的事。
我有一度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把握住喜欢的女孩。
于是每天混网吧，抽烟，跟人称兄道弟。
后来我这梦想因为被我爸闻到烟味而破灭了。
我爸是个文化人，但也是大学铅球记录20年保持者，动手比社会人还狠。我两天没下来床。
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当不了社会人，怕疼。
后来我当了警察，那女孩到底也没嫁给我，嫁给了一个医生。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
你可以看到一个在东北出生的正常小伙，脑子没病，心也不恶，却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种影响。
而我相信那个女孩也一样，她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是荒唐事一桩。
但这远远不是东北社会人传说中最恐怖的一面。
真正成为警察之后，我对90年代社会人的恐惧并没有消除。
因为曾经我接触的只是传说。
现在反而能从一个个老警察那里听到真实案例。
这些人成群结队，互相撑腰，为了一点面子上的小事儿，不惜亲手酿造血腥事件。
比如有次大过年，有个社会人搁家里放鞭炮，因为领居家的鞭炮更大更响，他就喊来了领居家的小孩。
然后割掉了对方的下体。
小孩父亲来了，他把人弄死，然后直接装车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没工人，他就自己开动机器焚烧，然后跟受害者家属说：你老公来我家喝酒喝死的，我顺手帮你烧啦不用谢。
这种事儿太多了。
我不仅感到恐惧，更对当时这种现象感到难以理解——
为什么90年代东北坏人会变得那么多？
当下很多学者研究过那段时间的社会问题，比如是不是经济不好了，或者下岗潮来让大家没事儿干了。
大家那么齐心协力想了解那段往事，我相信目的肯定是好的，不是为了取笑东北人。
而是为了警惕，类似的时刻到来，社会应该怎么样运转，我们的生活如何不被影响。大的事件我们左右不了，比如经济下行，大规模下岗。但小事儿我们应该去了解，该不该争取铁饭碗，是不是要回到老家。
学者们讨论了很多，只是挺多东北人，包括我在内都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我问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戚，他们知道的反而比外界更少，什么下岗潮和经济不行，没多少概念。
2007年，我从东北老家出来，15年在外面飘着。听过了太多对于东北人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其中调侃居多，说东北遍地是大哥。
我不太愿意听到这些，但为了避免听到，我总是主动讲出来，博得大家一笑。
可我内心知道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危险年代留给我们的谜题。
15年过去了，我和上千万年轻人一样逃离了家乡，有意无意更改了土味口音。
我一直以为不会有机会看到谜底。
终于，我听到了那个精彩的故事，然后我为它返回了家乡。
前年老家一些朋友陆续给我打电话，要我写写东北的故事。
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线人和警察的故事，但只有寥寥几句。事实上，它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吸引了我：95年，一个下岗工人在警察鼓励下混进了帮派团伙，最终成了大哥，还把原来老大杀了。
这里面的反讽意味太强了。
我多年来第一次请了年假，回到家乡，却发现这桩案件难以调查。
因为唯一还活着的当事人只剩那个警察。
他性子很奇怪，经历那桩案件之后，就开了一家墓园。我俩第一次见面就在那。
遗憾的是，他宁肯在里边钓鱼，也不肯对我说太多。
晚上他的朋友们来了，把我拉到酒桌上，这帮人干什么的都有，护林员或赤脚医生。
天气好的时候，警察拍下的墓园
他们有俩共同点：第一，曾经都是社会人。第二，对这个警察大哥抱有绝对的尊重。
我明白初次见面的酒局肯定是试探，但我实在喝不过他们，脸埋在马桶里，吐到蓝牙耳机都丢了。
警察大哥就躲人堆后面笑着看我。
我以为特别丢人，但也就是此事之后，我俩话多了，他不再对我藏着掖着。
他跟我讲述了那起长达两年的案件，还有事发时的年代背景——
90年代工厂下岗潮来临，街上游手好闲的人多了，人们经济来源也断了。
那些丈夫骑单车，载着妻子去卖淫的传说是真的。而更多消息灵通的人，已选择辞职下海，或投靠亲戚。
灾变来临前有人率先逃离。
而剩下的人留在这座城市，最开始是等待复工的希望，然后绝望。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冰溜子。
东北的冬天，水汽会在屋檐下边凝结成一束冰柱。像把透明的刀子，上面细下面粗，最后是个尖。白天太阳晒着，不断滴下水珠。你知道它一定会掉下来。
于是真的有一天就掉下来了，满地碎片和泥汤子。
极端事件开始频发。
为了五块钱，有人在公路上劫杀摩托车司机，女人装作问路，男人偷袭，夫妻作案。
更多人去做了小姐，然后更多人去抢劫小姐。有人抢完把小姐剁成了尸块， 一块一块垒在宾馆台阶上。
这是当地人的至暗时刻，普通人安全和经济都无法得到保障，但他们也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变得麻木了。
公交车上发生强奸事件，乘客们围观着，眼睁睁看歹徒用高锰酸钾冲冲下体走人。
有段时间，读书的孩子，未下岗的工人群体，都有向刀枪炮团伙靠拢的迹象。里边肯定有钱的因素，但不完全是钱，还包含了面子——在东北面子比钱重要。
而警察大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遇到了一个尚未麻木的下岗工人。
此人愿意帮警察破案，甚至不惜潜入刀枪炮团伙成为线人。关于他的事儿，大哥说了很多，我也全部都记录在了故事里，下岗工人是如何受到团伙影响，成为头目，还反杀了自己老大。
说真的，不全是威风，更多是跨行业带来的艰辛，活脱脱一部《黑道升职记》
但我在故事里没写的，是这位工人离职前的最后一段经历。
当时每个单位都没钱了。他为了同事们能拿到工资，就替单位跑到外地讨钱。结果外地单位也没钱，他就帮对方讨了两年债，拿到钱就回单位想给大家发工资。最后结果是老板把钱私吞了。
他等于打了两年白工。
而他加入帮派后的第一桶金，就是利用自己两年来练习的讨债技巧，去放高利贷。
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讨债经历，第一天去，欠钱的人妻子得了哮喘，不断咳嗽。他抢了一片丝巾，让欠钱的人赶紧带媳妇去看病。第二天再去，欠钱的人疯了，把妻子喉咙割了。
他问欠钱的人在做什么。
欠钱的人说是在给妻子治病，再也不会咳嗽了。
他在日记里写自己一定会下地狱的。他后来真被枪毙了，因为那次讨债经历过后，他开始杀人。
我听老警察讲了这个故事整整四天。
（不喝酒的时候我们就在亭子里唠）
在我想象里，这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无间道的故事，可到最后却成为了一个小人物的悲歌。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真正被吸引的，不是那些犯罪的过程，而是这个人——
他原本和你我大多数人一样，是个普通职工，甚至要更善良和坚强。
最后却在无数抉择过后走向了恶的一端。
我很庆幸自己为这个故事回到了东北， 如果没有回来，此人的一生将会被忘记。而将来再有人讨论90年代东北坏人为什么那么多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含糊的答案：可能是因为时代动荡吧。
我们讨论命运的时候，往往注意的都是大时代不可调转的船头。
可我们总忽略掉那些普通人微弱的念头，一点点堆积的选择，才是无数股造就时代的涓涓细流。
这些细流已经被遗忘了太久。
在这篇长达六万字的故事里，不止有下岗工人。
其中无论是警察，还是帮派老大，或者老大的男情人和女情人，都有某些不愿告人的秘密。
而我在写之前和写之后，都担心地问过陈拙，读者会感兴趣吗，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对那段过去感到好奇。
陈拙只是让我去看一个演讲，那是他很喜欢的作者贾行家，上台讲述关于东北的故事。
其中最后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时代和人群是永远朝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的，新的失落者在输光了一切以后就要走向被人遗忘的路程。
这些人，在当年我的印象里，他们相信自己完全配得上也守得住这一切，就像今天在大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一样，他们相信自己有资本，有智慧，有能量，他们相信自己完全能够Hold住这种生活，永远不会是输家，他们也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合理了，已经足够合理，任何失败者不是愚蠢的就是懒惰的，其实这也和三十年前这些下岗的工人想的差不多。
今天，我们或者通过一种系统的推论，或者是通过直觉，我们都越来越强地感觉到，我们又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面前，在这种转折里，有的人注定会被送到风口，送到浪尖，有的人会被送去水底，甚至在石头上撞得粉碎，这一次失落的不知道是谁，是不是我，有没有各位？
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我今天又站在这儿很扫兴地和大家讲起这些，是因为我不知道很多年以后，站在这里谁来讲我，谁来讲各位？”
陈拙问我：“你怎么能确定你要讲的故事，一定只会发生在过去呢。”
我想也是。
而他对我最后的一个提醒，是不要去掩饰什么，不要因为自己是东北人，不要因为自己是警察，就觉得某些片刻难以启齿，如实记录就好。他说，最好能让他感觉到，我是在一个破败的工厂里，讲述这段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