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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上网，老能听见有人说自己快“穷死了”。
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去过一个地方，那才是真能“穷”死人——
这个地方的人，根本不敢生病，因为他们辛辛苦苦攒一辈子的钱只够去一次医院，治不好就只能等死。
有一半的年轻人根本活不过17岁，甚至没钱收尸。
更要命的是，这地方还肆虐着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还有恐怖分子的无差别攻击。
这个地方叫布隆迪，被称为“非洲之心”，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我的朋友是位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叫谢无界，在去年作为援非医生，被派遣到了布隆迪。
今年3月份，他突然给我带来一个故事：
他竭尽自己所能，帮助了一位非洲父亲。
这位父亲，正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绝望的贫困，让自己和儿女过上更好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我很怕接到女儿的电话。
女儿刚刚三岁，说话还不太顺畅，电话信号断断续续的，她总是反复在问一句话：“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不久前，医院的院长对我说，“国家有一个任务交给你”，我一下子就懵了。
现在，作为援外医疗团队的一员，我和22名中国医生一起，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因为每天回国的航班都是取消。
留在这里，我不光要面对最恶劣的医疗环境，还要面对疟疾、新冠和恐怖袭击。
布隆迪离青海有8300多公里，6个小时时差，飞机全程17.5小时。这三个数字，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
在医院通知我去援非之前，我只在视频软件上刷到过几次布隆迪。
大部分都是这么介绍这个非洲国家的：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世界幸福指数倒数第二的国家、联合国都不愿管的国家……
视频里闪过几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甚至是《动物世界》的剪辑。
真正到了医院以后，我才知道“穷”这件事有多具体。
尽管我所在的基特加省是布隆迪的政治首都，承担着这个政治首都及周边大量村落的医疗服务，但这里只有30位医生及34位护士，根本没有耳鼻喉专科医生。
我必须一个人承担门诊、急诊、查房的工作，常常是24小时候命班，一天要接诊40个病人。
而且，我和他们的语言也完全不通，大部分布隆迪人说的是当地语言，一些基本的病情询问都需要我的中文翻译成法语，再找护士翻成当地语，才能和当地人对上话。
大部分时间，我只能把他们当成病人。
相反的是，布隆迪人对我们非常热情。
每次街上遇到，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打招呼：“萨瓦、萨瓦（你好！）”“谁努瓦、谁努瓦（中国人！）”甚至有的骑着自行车也会撒开把向你转过来，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在医院里，他们也是我见过最听话的病人，有时候本地护士做事比较怠慢，在前台趴着玩手机，他们也静静地坐在长廊上等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医生。
对布隆迪居民的收入而言，看病非常非常昂贵，尤其是专门来大医院找中国医生，长途跋涉来一次医院几乎能花掉他们所有的积蓄。
他们会无比珍惜这唯一的机会，打扮得像要上教堂那么体面，带上自己所有的家当比如收音机，一次甚至走七十公里，就为了看一次病。
布隆迪对五岁以下的幼儿实施免费医疗，至于大人无论男女，没有钱治，就只能忍着。
所以，基特加省医院最常见的是一个女人带着全部家当，千里迢迢来了医院，只为了给她最小的孩子一次治病机会。
而她的男人，正在更危险的地方打工，为她垫付这一次路费。有时我会想，这些父亲就像我一样，在孩子的身边消失了。
在这个背景下，布朗先生的出现显得特别奇怪。
他的第一次出现就很特别，是用中文和我打招呼的。听到那一句“你好”时，我吓了一跳。
不少来看病的病人会学一句“你好”，想要对中国医生表现得更礼貌一点。但是大部分学得不伦不类，像布朗先生这么地道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他长得也很让人惊艳，个子高大结实，立体的五官，欧版的双眼皮，甚至有点像某个迪士尼王子。
他穿着配套的西服、裤子、可以反光的皮鞋，整个人体面得有些拘谨。
我招呼他过来坐下，他没有动，只是焦急地用当地语和黑人护士说了几句什么。
翻译告诉我，这位布朗先生是带他的女儿来看病的，想问中国医生能不能允许她先进来，因为她的情况很紧急，其他病人也都同意了。
这里很少见到父亲陪孩子来看病的，我更好奇了，点点头表示同意。
布朗先生激动地用法语连声说着谢谢，倒退着出了诊室，不一会儿，将一个还在啜泣却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小女孩抱了进来。
布朗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小女儿，今年3岁。
两天前，孩子玩耍时将一个豆子放进了右耳，当时大人都没有发现，后来才注意到孩子哭闹时总抓右耳。
布朗先生已经跑了好几家医院，在其他医院用水冲过，也用耵聍钩取过，但是没有成功，而且在取的过程中有些耳道出血。
其他医院的医生建议他来找中国医生，他才专门跑到了基特加省医院。
我戴上头灯看了下孩子的右耳，可以隐约看到白色异物嵌在外耳道里，位置很深，耳道粘膜已经充血肿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有血液浸泡，又加上前面的医生用水冲过，豆子已经被泡大了，严严实实地卡在耳道里。
类似的状况我们在布隆迪见得太多了，病人病情都很重，但大多都是轻病拖成重病的。他们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会跑来找中国医生，寄希望于我们能化腐朽为神奇。
援非之前，医疗队的老师也总跟我说，我们来非洲是要改进他们医疗技术的，就要治别人不能治的。
我试着碰了一下孩子的耳朵，她吓得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拼命挣扎。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敢动手取豆子，必须得上麻药。
但基特加省医院根本没法给孩子打全麻。
明明是非常简单的手术，我却只能建议布朗先生去更大的医院。
翻译把我的建议转告给了布朗先生。布朗先生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抓着一顶很旧的牛仔帽子扣在胸前，越攥越紧，帽子的边缘已经被他抓得卷了起来。
他犹豫片刻，低头吻了吻自己的女儿，又跟护士说，他希望中国大夫能再给孩子一个机会，他所有的钱都用来给女儿看病了，甚至已经不够坐车回家了，更别说去其它医院手术治疗了。
我没有看布朗先生的眼睛，但我知道他大概正在看着我，并且希望我能以坚定的目光回复他。
可是我只是沉默着。
护士等了一会，见我没有回答，遗憾地向布朗先生摇了摇头。
听到布朗先生衣服摩擦的声音，我终于鼓足勇气抬起头看他。他微微弯下腰向我、护士和翻译鞠了一躬，用法语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布朗先生将捏得皱皱巴巴的帽子戴在了女儿的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出诊室门。
他的女儿还在啜泣，他自己的眼睛也已经红了。
我想起出发前来非洲前，三岁的女儿也是这样嚎啕大哭。
我可以和妻子、父母用很多方式解释自己离开的意义，可是却没办法跟女儿讲道理。
她只知道爸爸要走了，就要拉着我哭，哭着哭着，我原本可以压抑的难受也涌上心头，忍不住也掉了眼泪。
在布隆迪，每天午休的时间，是国内七八点钟吃完晚饭的时间，只有在这时候打电话回去，才有可能碰上女儿没睡，能和她聊上两句。
我试着给女儿看非洲的花花草草，举着手机烧着话费，刚走到门口，信号又断了，再接上，女儿已经开始哭了。
有时候碰上中午有手术，下手术台已经是国内的午夜，女儿早就睡着。一周、甚至一周多，见不到一次女儿。
再后来，女儿开始在电话里走神，说两句就烦了，想走开去玩点什么东西。父母和妻子在电话那头苦口婆心地骗女儿回来跟我说说话，听起来特别心酸。
我开始逃避跟家人打电话，不想面对自己已经不是女儿最好玩伴的事实。
同为人父，我太清楚一个父亲不想伤害女儿的心情。
“阿当！（先生）”我叫住了布朗先生。
趁着自己没有后悔，我赶紧把手术的危险一股脑告诉了布朗先生：如果没有全麻，孩子在取出异物的过程中很可能乱动，异物离鼓膜非常近，一旦碰到鼓膜，就会给孩子的听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我甚至把孩子的一生都算了进去，我说，孩子还这么小，一旦听力受损，以后学习甚至智力发育都可能跟不上，这次的操作会给孩子这一生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不是我给孩子一次机会，如果非要说的话，是希望孩子能给我一次尝试的机会。”
在基特加省医院的耳鼻喉小儿急诊，最常做的手术之一就是异物取出，但即便如此，诊室里连一把用于异物取出的耵聍钩都找不出来。
幸好，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自制耵聍钩的方法：5ml注射器的针尖稍稍磨钝，再将磨钝的针尖前端约3mm处掰弯成一个弧度。
专业的耵聍钩有很多种大的角度，此外针尖基本是直角的，但注射器的针尖掰到直角就很容易断了，多次实验后，我基本确认了一个钝角的角度是可以用的。
除了耵聍钩，该有的体检、麻药、射灯只能省去了，原本该用酒精给泡肿的豆子脱水的，但我怕孩子更疼，也一并省去了。
我在门诊室里摆了几个凳子，嘱咐护士、翻译和布朗先生一起上阵，把孩子五花大绑起来。
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我一摆手势，护士就主动按住了孩子的双手。我心想是不是这种“人工麻药”的事儿之前的中国医生没少做，连护士都被训练出来了。
布朗先生要用肩膀承受住女儿的头颈。为了让女儿更好受力，他微微侧着身子，没有将背部完全倚在靠背上，只用左侧肩膀靠在椅子的一侧。
这个动作是非常难受的，豆大的汗珠已经顺着布朗先生的脸颊流下。
布朗先生可能是怕女儿痛，本该夹住女儿的双腿一直不用力，小女孩像条鱼一样一直往外蹦。我拍了下布朗先生的腿，他才恍然大悟，慢慢加大了力度。
孩子越来越紧张，啜泣声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兼带着大喊“妈妈”。
我在心中默念着“下手要轻”、“下手要轻”，只有这一次机会，豆子一旦滑进去，孩子的未来就毁了。
稳了下心神，我将耵聍钩伸进了耳道。
操作开始的一瞬间，我能清楚地听到布朗先生屏住了呼吸，同时不忍心地把头扭开了。
昏暗的灯光照在孩子的耳朵，可以看见耳廓周围的血痂。我将孩子的耳垂微微向下拉扯，方便看见豆子的位置。
就因为这个细微的动作，女孩的哭喊声更大了。
顾不得考虑孩子和布朗先生的想法，我被眼前巨大的豆子难住了。
前几位大夫的不当操作导致豆子严重泡发，和耳道根本没有一丝空隙，我不可能把耵聍钩伸到豆子后面再往外钩，只能想办法破坏豆子。
耵聍钩向着豆子的中段扎下去，自制的耵聍钩在这时候倒是比正儿八经的耵聍钩更好用——好歹它曾经是个注射器，比钩子更尖、更锋利。
慢慢的，我将耵聍钩尖端扎进了豆子的中段，虽然用了很小的力气，但豆子还是被微微推了一下。
孩子哭得更厉害了，甚至有些背过气去了，布朗先生的呼吸声也随着女儿的哭声越来越急促。
我再次深呼吸，开始尝试把豆子往外钩。
好像听见很小很小的咔哒一声，豆子脱钩了。孩子脑袋晃了一下，耵聍钩的钝面撞在她水肿的外耳道上，瞬间擦伤了粘膜，流出一丝鲜红的血液，慢慢流向豆子。
我的汗也渗过手术帽，滴到了自己的眼睛上。我想放弃了。
布朗先生没有动，仍然闭着眼睛把头扭在一边。女孩一直在哭，小脸都有点哭白了。他们都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他们给了我再一次机会。
我再次深呼吸，将耵聍钩的尖端水平向右地扎入豆子。靠着耳道壁的支撑，这次耵聍钩抓得比第一次要牢的多。
我慢慢地尝试勾出异物，豆子终于肉眼可见地开始移动。
一口气憋了四五分钟，终于把豆子提到了接近外耳廓的地方，落在了我的手心里。我再次检查了孩子的耳道，没有残留物，没有伤害鼓膜，我终于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另外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还在严阵以待地控制着孩子。我拍了拍布朗先生，把手中的豆子给他看。
他愣了一下，马上转过头深深地吻了一下女儿的后脑勺，然后不住地对我说谢谢。
看着我掌心的豆子，布朗先生突然掏出了一块雪白的手帕，要把豆子包起来。我很奇怪，请翻译问他为什么要留下这颗豆子。
布朗先生说，除了这个女孩，他还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想把这颗豆子带回去，让他们也从这件事吸取教训。
说着他把帽子按在胸前，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鞠了一躬，起身准备去缴费。
我跟布朗先生说，这只是个小操作，也没有损耗器械，不用交钱了。布朗先生听懂翻译后一下皱起了眉头，很严肃地拒绝了我。
他的神情固执得我不敢再问。我几乎能想象，他回家面对自己的五个孩子，也是这么严肃的样子，就像我女儿捣蛋受伤后我板起脸跟她讲道理那样。
我有些好奇布朗先生教育出的另外四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但我预想自己应该很难见到他们，也不希望我们会再见。
但天气稍凉的旱季，我又一次听到了布朗先生那句标准的“你好吗？医生。”
布朗先生还穿着上次那身西装。我看着他眨了眨眼，用当地话说“Ingo（进来）”。这是我和护士新学的，布朗先生听了一愣，面带微笑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跟着他来的是个男孩，看起来和他差不多高，捂着鼻子龇牙咧嘴的。布朗先生用本地语介绍说，这是他的大儿子莫查，撞伤了鼻子。
我有些惊喜还能见到他们，而且幸好伤不是很重，我还有心情开玩笑地用拳头在自己的鼻子上挥了挥，问他是不是打架了。
没等布朗先生开口，莫查用熟练的英文对我说道：“你好医生，鼻子上的伤不是打架造成的，是我自己弄的。”
布隆迪很少有人说英语，莫查的英语让我眼前一亮。
他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名鼓手，因为“操作不当”弄伤了鼻子。
我对鼓手的印象还停留在礼乐队里那种戴着带穗礼帽的鼓手，我直起身学着那个样子敲了两下，问莫查是不是这样？
他先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莫查见我更加迷惑了，把手从鼻子上拿下来，作势要给我大展身手了。
莫查把椅子移开，腾出了一片空地，简单活动了下四肢关节。
好像是某个瞬间，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像鹰一样锐利且坚定，然后人像豹子一样跳了起来。
这种跳跃有点像三级跳远的最后一跳，修长的身体在跳起来后前倾同时曲髋伸膝，整个人像即将合起来的书本那样最大限度地弯折，用手碰触自己的脚尖。
落地后，他又快速地向后撤步，回到原点，然后再次跳起，总共跳了三次。
跳完以后，莫查握住了他的“鼓”。他双膝微曲夹住鼓身，胳膊高高抬起，看起来鼓面至少在他的腰以上。
隐形的鼓槌时而跃于鼓面、时而敲击鼓的侧面，还随着手指上下翻飞。莫查脚下也没有闲着，围着虚拟的鼓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好像真的听到了热烈又神秘的鼓声。
后来我才知道，莫查表演的是布隆迪的“大鼓舞”，是最古老的舞蹈之一。
因为布隆迪地处非洲中部，国土像一颗心脏，被誉为“非洲之心”，布隆迪大鼓舞开始前的那三个跳跃，就被称作“非洲心跳”。
我后来专门去市场找了布隆迪大鼓。这种鼓有大有小，最高的差不多到我的腰上10cm左右，小的也有小臂那么长。
鼓身是一整段木头挖空制成；鼓面则是一整张生牛皮，甚至可以摸到上面的毛，牛皮不用铆钉而用几个突出的木棍绷紧，看起来特别原始。
鼓槌也很配套，歪歪扭扭的，有的甚至长短也不一样，但是一敲声音洪亮、稳重。
上一位病人剩下的麻药很不够，我估量了一下，只够做个浸润麻醉，也就是防止莫查打喷嚏影响手术，基本不能止痛。
我向莫查说明了这个问题，并且向他强调，这相当于把骨折一瞬间的疼痛延长到手术的好几分钟。
莫查虽然点了头，但毕竟还是个孩子，看着我和护士在他身边准备，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双手在裤兜内反复摩挲，把裤腿都提起来一截。
我用英语问他，需要布朗先生过来陪他吗？莫查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一旁的布朗先生明明听不懂英语，但好像心有灵犀一样，一个健步便跨到莫查的身边，将手搭在了儿子的肩膀上。莫查也把手从兜里拿出来，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我把自制的鼻骨复位器伸进他的鼻子，一手捏住鼻梁，一手把内凹的鼻骨向外推。随着清晰的“咔”的一声，莫查痛得往后一缩。
我没阻止他，示意护士递给他一面镜子，鼻骨接上了，但我怕接得不够好看，想让他再检查检查。
布朗先生得知手术完成了，立马蹲下身仔细端详莫查的脸，还试图用手去摸孩子的鼻子。我赶紧抓住他的手，让莫查告诉他这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布朗先生吓得连声说“对不起”。
抓着布朗先生的手，我才发现他手背上有莫查的指甲印，最清晰处甚至可以看到略微出血的痕迹。
布朗先生完全没表现出疼，莫查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父亲先去缴费，自己配合我们做完后续填塞纱条的工作，就默默走出去坐在了墙边，似乎怕打扰了其他科室要看病的人。
我还是很担心他会不会太疼了，趁着护士收拾诊室的时间，跟过去问他怎么样了。莫查只是摇摇头，并不喊疼。
我想让他多说几句话，又问他学鼓累吗？这本该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他仍然只是摇头，不吭声。
留意到布朗先生去缴费了，我顺口跟莫查感叹了一句，你父亲很厉害啊，能教出你这么好的儿子，英语很好而且很懂事。
莫查认真地看着我，这回他开口了，他忍着疼说，我父亲是很严格的人。
莫查说，有一天布朗先生在广播里听说英语是门很重要的语言，就开始赶着他学英语。
布朗先生认定的事情是没法改变的，虽然莫查至今都没发现学英语有多大的用处，但是被布朗先生鼓励着逼迫着，也只能学下来了。
我以为莫查不满意布朗先生逼迫自己，忍不住帮布朗先生说话，说你父亲其实是帮你打开了一扇门。
莫查笑了：“我没有责怪父亲的意思，相反，我真的很感谢他，是他资助我上了大学，让我学了圣鼓。”
莫查说，他知道父亲也很辛苦、很努力，自从妈妈病了，生活的重担就全落在了父亲的身上。父亲以前很喜欢喝酒，但是上次因为喝酒丢了工作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喝过一口酒。
“父亲总说，五个子女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他要尽全力去呵护这份礼物。”
说着，布朗先生回来了，手里紧紧拿着护士开的生理盐水。
我教莫查把生理盐水点进鼻腔，并且叮嘱他两天后过来取出鼻腔填塞物。莫查犹豫了一下，没有把这句话翻译给布朗先生，反而跟我讨价还价说能不能自己取？
他不想布朗先生再为了陪他看病花路费，而且，浪费了白天的时间后，父亲就要去上夜班，那样很危险。
只是一天的工资，对这个家庭来说却无比重要。我不忍心再拒绝莫查，默许了他不把这句医嘱翻译给布朗先生。
布朗先生以为手术已经宣告成功，连声跟我说着谢谢，又邀请我去莫查的学校看他的大鼓舞表演训练。我满口答应他们，就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
基特加省大学是布隆迪相当好的大学，我很惊讶布朗先生一个人养着五个孩子和生病的妻子，还能供莫查上这么好的大学。
同时，我也忍不住期待，等莫查大学毕业，这家人的生活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了。
我突然特别庆幸自己来了非洲，我会做耵聍钩，会做鼻骨复位器，只要布朗先生来，不管大病小灾，我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用最低的成本治好他们，我也想给他们的家庭保驾护航，就像保护我自己的家庭一样。
但我没想到，这个愿望有这么难实现。
那一天，布隆迪的旱季刚刚结束，有辆急诊车冲进了驻地说有紧急手术需要我。
平时我们都是坐大巴从驻地去医院上班，只有出现急诊，急诊车会专门来驻地接我们。
说是急诊车，其实车上没有任何生命维持设施，护士也没有紧张的神情，只是平静地告诉我，有一名“双侧上颌部火器贯通伤”的患者需要中国医生的帮助。
我跟翻译确认了一遍，她的意思是，有人的下巴被枪打穿了。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谁能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耳鼻喉科大夫，有一天要治枪伤？我临时抱佛脚给队长打电话，加急收了一通伤口探查、监测生命体征、准备切开气管的嘱咐。
一下急诊车，戴上两只手套我就直接往急诊室冲，抓着护士问：“枪伤的病人在哪？”
护士冲我摇了摇手，又把我向外推了推。
我以为她没听懂，同时又有一丝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忍不住吼起来：“枪伤的病人在哪？”
急诊室里所有的人都转了过来，推我的护士也吓了一跳，怯怯地指了指最里面的那张床。
虽然这张床被放在黑暗中，虽然躺着的人下半张脸完全被血迹覆盖，虽然很久未见，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布朗先生。
那个坚强的父亲此时此刻正躺在我的正前方。
没有滴滴作响的监护仪声，也没有忙碌抢救的医生护士，也没有围在周边哭泣并焦急询问的莫查、小女儿和其他家人，有的只是还剩小半袋还未输完的血，仍在一滴滴地缓慢地输注。
他的瞳孔已经放大了。我不知所措。
急诊护士告诉我，布朗先生是一名被雇佣的小巴司机，他和一车乘客在回基特加的路上遇到了恐怖分子设立的路障。布朗先生放缓行车的同时，路障后跳出了抢劫的恐怖组织人员。
布朗先生没有停下车，反而加速撞了过去，夺路而逃。
我不知道他那一刻是怎么想的。
对一个贫苦的司机来说，停车任人抢劫本该比跟武装恐怖分子作对要好，但也许他是不想让车上的乘客受伤。
前不久，就在基特加省附近的路上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那一次前后三辆车上的人都被机枪扫射而死，车也被烧了。
也许布朗先生是太害怕这辆来之不易的小巴车被歹徒抢走，他刚找到工作不久。
也许就像莫查所说的那样，他的父亲是很伟大的，他不止思念自己的孩子，也知道车上其他人会思念家人，所以他一个人勇敢地踩下了油门。
恐怖分子持枪追击布朗先生的小巴，但布朗先生车技很好，车上所有人都幸免遇难，除了他。
子弹击中了他的下颌，布朗先生拖着中弹的身躯开了50分钟山路的车，来到了中国医生所援助的医院。
或许他是记得我在这里。
但我来迟了，布朗先生被抬进急诊室后约5分钟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想在诊室等布朗先生的家人们来，我想看看他的五个孩子，可是却被告知他们的家离基特加省医院很远，我必须尽快回到门诊，不能一直在这里耽误时间。
我给布朗先生合上了双眼，然后匆匆离开了急诊。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布朗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不敢再去基特加省医院大学找莫查，我怕真的得知他因为父亲的去世被迫退学，这一家刚出现曙光的长路就这样中断。
下午，结束工作后，明知道国内是半夜，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个电话回去。家里只有妻子醒着，还在熬夜输入病例。
我断断续续地把布朗先生的故事讲给了她。我讲这个父亲和他的子女，讲他怎样努力地把孩子们举出泥潭。
最后，我几乎恨铁不成钢地说，不明白布朗先生为什么要和歹徒硬碰硬，他是不是太看轻自己的生命了，他难道没想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隔着八千三百公里，电话那头的青海一片静谧。妻子说，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也没办法。
那天，我的女儿已经睡熟了，我没有叫醒她。
我暂时不打算告诉她布朗先生的故事，她还无法理解这些。
但我会一直记得布朗先生，是他让我更加思念女儿，也更加知道如何去做好一个父亲，知道即便身处困境，依然可以给孩子们最好的成长。
此后我时常想象，自己回国之后，要陪着女儿去做的很多事情，陪她玩水玩沙子，好好长大。
我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会比布朗先生更好，陪她走更远的路。
也许到那时，我会找一个机会，再和她说起这个故事：在非洲，有一个布朗先生，是我的朋友。
谢无界告诉我，他一直期盼着，在他的帮助下，布朗先生一家的生活能真正好起来。
但当他看到结局，只剩一个念头，他可以治病，但不能治命。
杀死布朗先生的，不是意外，而是其他国家的动乱。
我之前问过谢无界一个问题，读者会愿意看到这些远在千里之外、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吗？
他想了想，回答我：“当然。”
“布朗父子”所经历的，在一百年前，我们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布朗父子”让自己生活更美好的愿望，我们一直都拥有着。
这是一群人试图通过努力，挣脱身上困顿的故事。
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故事。
因为我坚信，这些勇敢的人和挣脱的过程，值得被更多人见证。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