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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让我想起之前的一次网暴。
一个医生拒绝冒着生命危险，给患有艾滋病的病人做手术。事情公开后，许多人都骂那个医生“没有医德”。
但也有人说，这位医生不过是做了一个忠于自己生命的选择。
救人很重要，但代价超乎常人，要怎么选，我想是人都会犹豫。
我的作者杨正经，就曾亲历过一场这样的事件。2012年他的导师遇到了一位患者。
如果接手，意味着医生要在手术中忍受整整6个小时的辐射。
而且稍有不慎，患者就会死在他手上，医生将搭上自己半辈子的好名声，和顺畅的职业生涯。
而在此之前，这种手术全世界仅有四例，还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医生成功过。
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做。
2012年6月11日下午，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之一，介入科导管室的手术房间外，聚满了医生，将近20人。
他们准备围观一台手术。
手术房间和普通外科手术室不同，呈五面体，三面是墙，一面是门，第五面是一个透明的大玻璃。
20个医生几乎是科室的所有医生，他们放下工作，在狭窄的通道并排站立，睁大双眼，往大玻璃中央挤，以抢占最佳观摩位置。
离开始还有半小时，手术台上，病人已经睡着了。一盏释放大量辐射的黄灯，不久后将会亮起。
有7名医护人员，在忙着做术前最后的准备——检查电子医疗设备的连接情况，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清点要用的器材。
我是其中一员。
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人群，我额头有些冒汗，不知道手该放哪，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在我身旁，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却不慌不忙，时而整理铅衣，时而略显轻松地踱步。
这是一台世界级难度的手术，也是国内的第一台。为了这一刻，主刀医生已经准备了12年。
在我们医院的介入科有“三驾马车”，是领域的佼佼者。三人在诊疗观念和方式上各异而互补——
有一位极保守，稍有风险的手术，都会考量几番，不轻易收病人；另一位恪守中庸，说话做事讲究规矩，力求不越雷池。
还有一位，就是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姓姜。
他是山东人，身材高大，偏胖，国字脸。最引人注目的是右眼，因为疾病原因，右眼皮无法完全睁开，像被蜜蜂蛰过。
相较于其他两位，姜老师算得上“冒险王”，对那些偏难怪的、风险系数高的、罕见的手术，总抱有热情。
神经外科的“介入治疗”是用微创代替开颅，用来治疗病人脑子里的疾病。看似创伤小，风险却大，是普通开颅手术的四倍以上。任何环节出现瑕疵，病人都可能非死即残。
2012年，姜老师主刀的这台手术所用的术式，在全世界成功实践的仅有4例，都是国外医生完成的。
得知姜老师准备施行手术，其他“两驾马车”认为不妥，都反复找到姜老师，试图劝阻他。
“老姜啊，别折腾了，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安分守己做常见病手术不好吗？这个手术风险有多大，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旦失败，名声没了不要紧，你是要担责任的。”
两位专家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手术风险太大，也是源于姜老师的确曾吃过亏。
2010年左右，一个10岁男孩脑血管畸形，男孩的母亲带他四处寻医，但多家医院都告知无法，母子二人走投无路之际找到了姜老师。
母亲哭得伤心，男孩做任何检查皆不抱怨，懂事也活泼。姜老师因此犯难，思考再三，还是收治了。母亲千恩万谢，信誓旦旦，无论什么后果，都愿自己承担。
但等来的却是噩耗——男孩血管太过迂曲，穷尽招数也无法干掉全部的畸形团。术后不多日，颅内大出血，命没保住。
众人都心痛不已，姜老师极力安抚男孩母亲，解释引发亡故的原因。然而，母亲态度大变，接连数日，在院内各处拦截姜老师，又哭又闹。
后来，姜老师深陷官司风波。据说，最后以他个人赔偿家属损失告终。我不知道详细数额，大几千到上万都有可能。
医生们心照不宣的道理是，如果一台手术成功率极低，且失败就可能自掏腰包赔偿，甚至会陷入舆论泥泞的话，就不值得做。
这次手术的病人跟此前失败案例的情况极为相似。但姜老师总“屡教不改”，任凭另两驾马车和其他同事如何劝阻，也没能拦得住他。
和他一起接诊病人的正是我。
第一次见到病人桑女士我就被吓到了。
那天我跟姜老师一起出门诊，呼叫铃叫到她后，她在丈夫的搀扶下推门而入。等她走近坐下，抬头看我们，我发现她的右眼肿得像个破了皮、要烂掉的桃子，泛着血红色。
三个月前的一天，她突然头痛，起初不当回事，然而时间越久，头痛越重。脑袋里还多了一些非常凌乱的声音，像火车疾驰的轰鸣声，又像鼓风机在耳边吹个不停。
痛感和声音全天不停地侵扰桑女士，她濒临抑郁。
几天后，桑女士的右眼莫名发红，接着结膜出血，眼球越来越鼓，直至整个眼球凸出眼皮，连带着眼周的肉也外翻出来，红肿疼痛。
她匆匆前往当地县医院的眼科和耳鼻喉科检查，滴了几天眼药水，毫无效果。
丈夫陪桑女士到了省医院才确诊，她患上了一种发病率极低，约百万人中才有一人会得的病——硬脑膜静动脉瘘。
这是一种女性更容易得的病，简单地说，就是动脉和静脉之间存在短路，血流从动脉直接流入到静脉系统。
她当即被击垮，突发癫痫入院。再后来，夫妇二人跑了两家不同的医院先后手术，都没能成功。
提着五六斤沉的病例资料赴京，找到姜老师，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约一刻钟，姜老师看完了病例。诊室里极静，我听到桑女士丈夫的呼吸，一紧一松，频率明显快于常人。他的腹部挨着桌子，密不透风，眼睛紧盯姜老师，一秒也不挪开。
桑女士的病发生在海绵窦区。
海绵窦是人脑核心区域里的一块长约2cm，内外宽约1cm的组织，像形状不规则的海绵，很多静脉血要到此中转，还有一根粗大的颈内动脉血管从这里穿过。
因为颈内动脉血管支线破裂，导致这块海绵充血，无法再接受眼静脉的血，眼球因而红肿、外突。
长此以往，桑女士不仅会视力下降，外突的眼球甚至会因严重感染而被摘除。最可怕的是引发海绵窦高压，导致颅内大出血，最终死亡。
至于差点把桑女士致郁的响声，其实就是不停奔涌的血流声，它的频率与人的心跳一致。
所以，手术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海绵窦封堵，让这个组织功能消失，颈内动脉血流不进去，眼静脉会找到别的路线也不耽误。
但不幸，前两次手术已经破坏掉了桑女士的静、动脉两个入路。相当于救援人员要到一个房子里救人，房子只有两扇门，结果全被堵死了。
姜老师把片子看了又看，才缓缓说：“有点复杂，或许有个招儿，可以试试。”
房子的门打不开，就敲碎窗户进去。
人的眼眶有个自然的三角形缝隙，叫做眶上裂，长不到2厘米，宽1-2毫米到8-9毫米。
姜老师决定用针直接穿过桑女士眼睛这个部位，直达海绵窦进行封堵。
想要救命，这是唯一的办法。
说罢，姜老师喝了口水，温和地笑了笑。
桑女士夫妇眼中的泪水早就打转，他们轻声问及手术成功率。
姜老师说：“坦白讲，这个手术我没做过，在你身上做，将是我第一例穿眼睛的手术。试一试有成功的几率，不尝试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姜老师把决定权交给了病人，说自己能做的或许不多，他对手术有信心，但该交待的，也须悉数说清，这算是对双方负责。
当天下午，我协助桑女士办理了住院手续，并且签了手术同意书。
一般介入病人从入院起，不过7天就会进行手术，而桑女士却迟迟没等到手术安排。
我找到姜老师询问，看到他正一箱一箱往办公室搬茶饮料。这是他做术前准备的信号。
为了更专注地研究这台从没做过的手术，他甚至还推掉了近几天所有的其他手术。
我从学生成为医生开始，医疗圈的氛围已经变化，我在医院学到的第一门课，是医生该如何保护自己。
原则大致有三：高危患者尽量不碰，疑难疾病尽量不做，做好自己擅长的常见病。
这与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去甚远。“救治病人，生命重于泰山”渐渐不再是一个医生的终极目标。
读研后，我成了姜老师的学生。在我进科前，对他善于挑战的性格，和因此带来的往事就略有耳闻。
我不禁担心自己的前途——如果你的导师总爱挑战高难度手术，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甚至会不断接到投诉、处理手术事故。
因不了解姜老师，我曾揣测，当他面临风波时，会否推卸责任，我会否因此无辜受牵连，影响学业甚至事业。
入学后第一次见到姜老师，是在他办公室，我敲门没等回应，就推门进去。
姜老师正在处理一次医疗纠纷，病人家属跪在地上哭泣，姜老师在抽烟，表情严肃。看见我，他瞥了一眼，就再没搭理。我感觉尴尬，赶紧退了出去。
我感觉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让我难以亲近，在跟他出门诊、查房、上手术时都十分紧张。
果然，我没少挨他训斥。
他总是极严格，甚至苛刻。同门的师兄弟，只要因操作失误、生疏而影响到他手术的进度，无法紧跟他的节奏配合，他都会当场训斥。
一位师兄曾对我说：“就在你看见我的前几分钟，我刚从姜老师办公室出来。我是怎么出来的？我是被他骂出来的。”
尽管如此，同门师兄弟对姜老师还是特别尊敬，甚至崇拜。
这让我对他有了更大的好奇，还在一家医生评价网站上搜索过他，看到他是网站连续4年的优秀好大夫，好评率几乎满分。
平时得空，我跟周围的同事、前辈聊到姜老师，慢慢了解他的从医经历后，也成了崇拜者中的一员。
若是按师承，姜老师的老师是中国神经介入学科开拓人之一的吴中学教授。
20世纪70年代前后，神经介入治疗首先开始在国外开展。1983年，国内引进了这项技术，并于三年后，开设了全国第一个培训班。
据说，当时正好赶上了一批国外专家来中国，对神经介入治疗做针对性培训，姜老师也随即对这项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
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在这个领域钻研，是因为一个病人。
20多年前，姜老师毕业后留在了天津的医院工作。有一次，他在给一个病人施开颅术时，遇到一个问题：
病人的创伤很大，遭受的痛苦也很大，术后恢复困难。他想，有没有一个方法，能解决疾病的同时，创伤也小？
姜老师开始思考，是不是神经外科的每台手术都必须把病人的脑袋打开，有没有一种既能治病，又对病人伤害小的手术方式，可以广泛运用到神经外科领域。
就这样，他盯上了曾初步了解过的神经介入技术。这是一种在当时国内还很先进的技术，从大腿开一个小口，导管一路顺着血管来到大脑，进行手术。
那时，他在天津的医院已经初绽头角。该不该为了一种理想的未来，放弃可见的前途，辞职深造？
我不知道姜老师是怎么下定决定的。
读研间，我曾与师母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我们聊起姜老师，她说姜老师年轻时也是拼命三郎，做住院总医师的时候在急诊值班，常常为了抢救一个病人，好几天不回家。
每次回到家里，裤子、鞋上就沾满血，整个人蓬头垢面、胡子拉碴。
姜老师最终还是辞了职，选择了那条看似更具挑战性，有着更多不确定因素的路，但也是对病人而言最好的路。
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开始深入研究神经介入没多久，姜老师就发现自己手感非常好。
介入用的导管，为了让它在人体血管里操作时不损伤血管，必须增加润滑性，所以每时每刻都要泡在盐水里。
从盐水里取出的导管，滑不溜秋，得使劲儿才能捏住，但如果捏得太紧，导管又会失去灵活性。
姜老师第一次拿导管，用了不到半小时，就能熟练操作。而我第一次操作导管，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慢慢掌握。
进入颅内，血管会变得越来越细，用的介入工具也会随之变细，导管变成了直径只有0.4毫米的导丝。因为要从大腿根部穿导丝进入颅内血管，所以这些导丝大多细而长。
即便如此，导丝在姜老师手里就像有了灵魂，指哪里打哪里，别人1个小时完成的操作，他20分钟就完成了。
自此，全国的患者都慕名而来北京，找到姜老师和他的老师同学，请他们介入治疗脑子。
没手术时，他们还在全国会诊、教学，既是帮助病人，也是为了锻炼技艺、推广技术。
一般情况，是提前一天到当地医院，晚上看病人的片子，从晚上8点看到12点，把手术方案制定好了，才能睡觉。
第二天手术，全程紧张，因为经验很少，完全没办法预见会发生什么，一旦有意外，必须急中生智解决。
最多的时候，他们在外地会诊两天一夜，一共12台手术，跨越3个省，4家医院。
经过无数台手术，神经外科介入术在中国快速普及，姜老师的技艺炉火纯青了，几乎没有能难倒他的。我曾亲眼所见，他应对意外的能力。
很多年前，介入用的高精密器材大多都是进口的，需严格照说明使用。有一款弹簧圈，必须依靠电动解脱，就像风筝到达一定的高度，需用手里的通电装置断掉风筝头。
然而，我和他有一次手术中发生了意外，无论如何通电，那个要永久留在动脉瘤里的弹簧圈就是断不掉。
如果不能断开，就需要暴力拖拽，弄不好会让动脉瘤撕裂大出血，病人死亡的风险也随之增高。
生产弹簧圈的公司也说没见过这种情况，说明书上也没针对性的办法。大家一筹莫展时，姜老师下了手术台，出去抽烟。
大概半小时后他回来，手里攥着两节1号电池。
他径直走向病人，把电动解脱器的线拔掉，然后接上正负极电线。就听见“啪”的一声，电池打火的电火花把医用手套都电破了。同时，弹簧圈也得以完美解脱。
还有一次，原定放在动脉瘤里的弹簧圈“逃逸”了，被血流冲到了别的分支血管中，必须把它抓回来。然而，当年并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抓捕器。
又是姜老师，出去抽了几根烟，回来后按照套马杆理论，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抓捕器，把逃逸的弹簧圈成功抓了回来。
从那几次的手术开始，我慢慢觉得，有姜老师在的手术，非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踏实。
姜老师和他的几个师兄弟，作为这项技术在国内的早期探索者，不光要拼命做手术，还要进行理论研究。
选择研究方向时，姜老师二话没说，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硬脑膜动静脉瘘，发病率是百万分之一，甚至更低，有的医院可能一年才碰到一个。
一般小手术的成功率在99%以上，开颅肿瘤手术成功率在90%左右，低于这个成功率的手术几乎没人敢做，而姜老师研究的这个病成功治愈率只有70%-80%。
患病率少，治愈率低，显然是个出了全力都不一定讨好的活儿。手术极高的风险性则意味着，治疗这个疾病的医生，一定要有一身绝佳的本领。
世界介入神经放射联合会认为，一名仅仅及格的神经介入科医生，也必须有神经科、放射科、神经介入总计7年的学习经历，更不用说主攻这个领域中疑难杂症的人了。
普通人一年只能进行不超过3次胸透，介入医生做一台手术所承受的辐射量，相当于连续做成千上万次胸透，面对射线的高强辐射，身体终会被掏空。
我只要在射线下超过5分钟，眼睛就会干涩发痒。如果一整天都在射线下手术，晚上睡觉时身体会特别沉重，哪怕休息再久，第二天醒来也异常疲惫。
防辐射的铅衣，最初是没袖子的，所以包括姜老师在内的早期介入医生，几乎都有职业病。
姜老师的两个胳膊没有一根汗毛，就是长期照射射线导致的。
更严重的伤害则堆积在身体内部。射线对细胞的杀伤力极大，长年累月在高辐射环境下工作的人，白细胞比正常人低20%左右，免疫力因此更差。
一个介入医生，约莫只能承受1000台持续4小时及以上的大手术。可以说，从第一台手术起，介入医生的职业生涯就开始倒计时。
所以，真正有想法、有思考的介入医生，从不滥用手术机会，会尽力把最黄金的职业寿命留给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几台生命中最重要的手术。
2000年，姜老师确定了自己博士研究方向，开始在实验室尝试针对这个病症，不同的治疗入路方式。
那几年，他接连发表相关论文，研究怎么从眼睛里介入治疗脑子。因为眼睛可以直通脑血管，路线更短，不过也更危险，国内还没人尝试过，国外也只有四篇参考论文。
姜老师也说，“这种方式只在理论上可行”。但作为全国最顶尖的介入医生，他的使命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要让任何罕见的病在国内都有解法，哪怕一辈子只能等来一个对应的病人。
为了实践“切眼睛”、“穿眼睛”的操作，他曾在半年内跟30多头猪“搏斗”。
猪因为体型大，可以看得更清楚，是比较好的实验动物，但要在一头猪身上做实验并不容易。
医生得先联系好养殖场，把猪从养殖场装进笼子，拉到实验室。再找来几个体格健壮的医生和一个手法稳准狠的麻醉师，相互配合。
至少要两个医生，分别拉住猪的前后蹄，保证它不会在被麻翻前伤害到人。麻醉师必须尽快把猪麻翻，麻药量不仅要足，还要精准，要根据猪的体重计算出最佳用量。
这些事情都做完，医生还不能在猪身上做实验。
猪受到惊吓会大小便失禁，被麻翻后，一整条长舌头还会从嘴里耷拉出来。医生要先把猪的排泄物清理干净，体态恢复正常，才能陆续开展动物实验。
现在，处理一头猪尚且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姜老师读博已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医疗的软硬件、经济条件都要差更多。
就在这样一次次的实验与准备中，12年过去了，从没有一例手术需要从眼睛里介入，姜老师也不知道这项技术能应用在哪里。
直到桑女士来找姜老师，那个理论中才存在的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尽管桑女士的出现让姜老师兴奋，但也让姜老师多年的同事、朋友为他担心。有几个和姜老师关系好的主任，数次劝他放弃，以先保护好自己为主，切忌不顾一切挑战。
这其中，原因很多。
医生是代替整个医院体系做决定的人，出了事却经常被体系单独推出去。处理好了息事宁人，处理不好扯上官司，好几年都说不清，医患关系还会随之恶化。
于是，对医生的培养准则，也从治病救人为第一，变成先保护好自己再谈其他。
去年，我看了一个内蒙古来的患者，动脉瘤破裂出血，见到她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
理想的治疗是尝试开颅探查，寻找动脉瘤后把它夹闭，去掉骨头，这样人还有活的希望。
但当地医生因为害怕，不肯手术，说什么都要让家属找上级医院会诊。最终，患者抢救无效身亡。
不过，姜老师似乎从没有这么想过。他还是总对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我不给他做手术，估计会死啊。”
姜老师也不是天生就这样，他读博时，受吴中学老师影响很深。吴老师总对他说，做事先立德，能救病人就多救一个，能少花钱就少花点。
他们师生有一次晚上例行查房，发现一个女患者在哭泣。仔细询问发现，患者第二天要手术了，正在焦虑和恐惧中，吓得哭了起来。
尽管姜老师反复沟通解释，但是患者依然害怕。
还是吴老师说，“没事，你这个手术我明天亲自给你操刀，放心吧。”仅仅是一句话，患者居然安静地去睡觉了。
姜老师这才发现，当医生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时，一言一行，都会让患者的内心泛起巨大的波浪。
现在，姜老师成了医院的首席专家，也是地位很高的医生，依然对病人非常有耐心。他的门诊时间是早8点到中午12点，但他常延长到下午2点之后才结束。
现在，他经常教育我要为病人多着想，还推荐我多看古代经典，修炼品德。
有一次，我和他连续出诊三四个小时，他突然心脏疼。
我赶紧扶他出了诊室，本想向领导说明情况，紧急停诊，但姜老师在办公室躺了两个小时，又回到诊室看病了。
门诊结束后，我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他笑了几声，“好多病人大老远跑过来，凌晨三四点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却因为医生的一点小问题，没看上病，实在说不过去。”
也许就是这样的性格，让他更能为病人冒险。
手术前，由于很多人并不看好这台手术，且没临床经验，所以，几乎没人能跟姜老师讨论治疗方案，更多时候，他只能单打独斗。
期间，我去找过一次姜老师。他正在办公室，一边摆弄手里那个三四斤沉的1:1头骨模型，一边口不离烟地思考。
以往，手术做到山穷水尽时，他就会走出手术室抽烟，烟抽完了，办法就有了。
这次直到我敲开门，他才回过神来，手中的烟蒂都快烧到指甲了。他掐灭了烟，头发有些乱，低声让我进去。我把他要用的文献递过去，见他双眼通红。
只三天，烟灰缸里的烟头就被他堆成了小山丘，那几箱搬来的茶饮料也喝得差不多了。桌子上的几个塑料瓶里，也无一例外都被他塞进了几根零散的烟头。
接过资料时，他竟没忘问我课题的进展程度，我吃惊又觉温暖。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您，您少熬夜，保重身体”，就赶紧从办公室出去了。
可以想象，那几天，姜老师的电脑屏幕上一直来回轮转显示着，国外相关文献、各种角度的解剖图和桑女士的检查影像。
他甚至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根病人用剩下的穿刺针，长约14厘米，形状与注射器针头无异。
他毫不避讳穿刺针可能沾染细菌病毒，清水冲着洗了洗，酒精泡了泡消毒了一下，就拿着它在头骨模型上开始比划。
姜老师不断测量着头骨眶上裂的长、宽、高，和眼球窝的深浅，确保实操时下针精准。
手术是在一个医生都忙着下班的时间进行的，但还是引来了几乎全科室的观摩。
带头的是科里的另外“两驾马车”，在导管室的手术房间外，他们站在最前面，旁边围了十几个年轻医生。
不足15平方米的空间，一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为了保持手术室的无菌环境，护士长赶走了一部分人。
辐射灯亮，手术开始。
第一次，进针，小心地避开眼球，可针下歪了，没能进到眶上裂。
第二次，进针点靠下了，依然没有进到骨头缝里面。
“穿刺针经右侧眶下缘中外1/3处穿入眼眶，经眶上裂进入右侧海绵窦内”，手术记录上的一句话，就让我们花费了3个多小时。
海绵窦大概在我们鼻根部往后去的深处。想进入海绵窦，就只能从眼眶下部斜着往鼻根部进针，只有这个方向，针才能穿进颅内。
针头在进入眼球下缘后，想再往里深入，就只能靠射线引导了。
姜老师全神贯注，时而看向自己的手，大部分时间则是盯着机器上的屏幕，看射线透过后留下的影子，这个影子能告诉他针和骨头的距离。
射线虽然可以让密度高的骨头和穿刺针显影，但对于眼球和皮肤这种密度低的器官而言，是不显影的。
屏幕里的图像只是二维，就像一根针放在鸡蛋下边压着，和一根针穿进鸡蛋，映照在墙上的影子都是一样的。具体三维结构的样子，只能靠姜老师在脑海中想象。
第三次，进针……
第四次，进针……
穿刺次数不宜太多，毕竟那是人的血肉之躯，姜老师只能尽其所能控制。
两小时过去，手术没有任何进展，那些原本强行留在手术房间外观摩的医生们，也都渐渐离去。
这时，姜老师脱下了手套，又走到外面抽烟去了。大约抽了4根，他缓缓进来。
姜老师再次接过针，反复调整后，终于将针穿进了骨头缝隙，接下来就是调节进针的深浅。
这个时候，主刀和助手大气都不敢喘，毕竟穿刺针是固定在柔软的眼部，随时都会挪动，差一点，都会损伤重要的神经和血管。
慢慢地进针，配合慢慢地挪动，突然，在反复造影后，针不见了。
姜老师在穿刺针外里面，注射了少量造影剂。这才发现，颈内动脉被穿破了。
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颈内动脉，直径大概6-7毫米，里面的血流速非常快，压力非常高。如果不小心在脖子动脉处划破一个小口，鲜血会瞬间喷到房顶上。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从没见过穿破颈内动脉是什么样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和课本也只告诉我那是根很重要的血管。
不过，台上其他的同事们几乎都很淡定。姜老师的助手，是个经常外出处理各种急症的厉害教授，术中各种情况也见过不少。和我资历差不多的几个小医生，见状也绝不表现出来慌张。
姜老师从显影判断，血管是被穿破了，但不是被穿透了。“颈内动脉就在海绵窦里面，这是好事”，他说，索性也不再动那根穿刺针了，就像人的胸部中了箭，在没有明确伤害程度前，也不会轻易拔出来。
姜老师不紧不慢地让助手拿给他一个球囊，从中空的针管里进去，封堵住了海绵窦段。
这招果然见效，颈内动脉血流被阻断了，即使渗血，也很轻微。然后，在透视的指引下，缓慢地向后撤穿刺针，同时，不断通过穿刺针造影。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刹那间，海绵窦显影了。
手术到这里，几乎成功了将近90%，接下来的操作，姜老师更加得心应手。经过大概6个小时的鏖战，手术顺利结束，桑女士红肿的右眼当场就有了明显的消退趋势。
桑女士苏醒之后，微弱地说出了第一句话：“我脑袋里面的杂音没有了……”
在恢复和调养了一周后，桑女士顺利出院。半年后，她来医院复查，她的丈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直紧握着姜老师的手不愿放开。
手术结束后，姜老师脱下来重达20斤的厚重铅衣，他的后背和裤子全都湿透了，但他完全没有疲惫，而是兴高采烈地，几乎连蹦带跑地出了手术室，跟家属交代病情去了。
当天晚上，姜老师破天荒地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助手一起吃饭，不顾自己的高血压、高血脂，吃了半个狮子头。
每每想到他笑嘻嘻的样子，加上他有一只眼睛常年睁不太开，仿佛像是在跟病人家属比“Wink”的样子，我就觉得姜老师仍是个第一次做成手术的医学少年。
十年过去了，姜老师已经不太记得桑女士了。
直到我提醒他，就是那个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病人，他才长长“啊”了一声，说自己是做过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如今，他仍是国内唯一完成这种术式的医生。不仅是因为操作难度大，风险高，还因为做这样一台介入手术，会加速消耗医生的手术寿命。
我至今没忘记，那台手术后，身体因接触射线过多产生的巨大疲惫感。大概恢复了两三天，这种感觉才慢慢消退。
术后不过两天，桑女士头上受辐射一侧的头发都掉光了。她因此焦虑。姜老师安慰她，不必惊慌，半年内头发会再长出来。
病人等待的是头发再生，医生等待的却是又一台介入手术。
射线的可怕不言而喻。
基层医院会常派人到我们医院来进修，有次一个进修的年轻医生，只上了一台手术，白细胞就从正常值（正常值最低要求4.5）掉到了3以下。术后浑身无力，他吓得不轻，转头就放弃了这个专业。
临走时，他总结说，介入医生如蜡烛，想要照亮黑暗，就需拼命燃烧。他不知有多少人愿意做这种选择，反正自己绝不肯。同样是挽救生命，选择开刀，岂非更好？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医生如何才能算得上好医生。尤其是当我入行的第一课，从“救死扶伤，无怨无悔”变成了“千万要先保护好自己”后，我迷茫了很久。
多亏姜老师推了我一把：医生为了治病救人，哪怕以身犯险，也是值得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普及，神经介入科的医生队伍已经发展壮大。
国内在神经介入技术领域做实践的医生，最初只有包括吴中学老师在内的三人，吴中学老师又把它传承给姜老师和他的师兄弟们，再由他们探索、推广到全国，现在已经成了一门成熟的临床技术。
有一回，姜老师用20分钟做完了一场简单手术，他对我感慨，“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这种动脉瘤了。”
这正是这么多年耕耘的成果。
上个月底，姜老师又成功治愈了一名硬脑膜动静脉瘘的患者。
患者在重获健康后，在网上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感谢信，说自己只有38岁，整天被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无果，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姜老师，却幸运地被一次性治愈，手术仅仅做了半小时，就顺利结束。
“虽然疾病让我错过的冬天和春天，但我迎来无比美好的夏天，受姜教授团队感染，今后我会更加热爱工作，苦练技艺，虽不能治病救人，但希望我能温暖更多人。”
这个故事最让我揪心的，是姜老师的一双手。
因为手术辐射，他的露出来的双臂没有一点汗毛。我曾因为好奇，专门去姜老师的公众号翻过，想看看那是一双怎样的手。
我把原图裁剪了一半
仅有的一张照片很模糊，也不是特写。
这张照片传达的东西，就像他本人一样——为病人付出、牺牲了什么，从不是重点。
他也从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只会埋头在辐射下，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杨正经大概永远不会被人知道，这也是我想要记录下这篇故事的意义。
我们应该记得：
那双干白的手臂，那根14厘米的细针，那半颗狮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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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微米，这样的故事好像离我们很远，却每天在医院中反复上演。
所以我们找到了每天直面死神的医生，想知道他们放下手术刀后，会如何书写关于生命的故事。
只要你曾对生活感到一丝厌倦，请一定翻看这些故事，这群人仅仅是活着的样子就足够震撼，你会发现，活着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