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odog博狗

如果全职投资本金 200 万，年化固定 10%。一年收入 20 万减掉支出就没了。

我目前的情况是无业，名下有按揭房无车坐标北京。如果租房每月租金也要万八千一年下来也是 10 来万。拉个刚性支出的单子：

水费 电费 燃气费 每月 100~150*12 合计约 1500
手机话费 + 宽带 每月 80*12 约 1000
物业费 2500
暖气费 4000
服装鞋帽 尽可能不买 一年算 1000
饭费一天算 50*30=1500*12=1.8 万
交通费 一年尽量不出门 算 500
电器更新 手机按 3 年一换 电脑 5 年一换 平板 5 年一换 其他家电 10 年一换 家具不换 一年算 5000
旅游 哪都不去 算 0
社保 1500*12=1.8 万 + 一年 2000 其他保费 = 2 万
房贷 12158*12=14.6 万

合计一年 199500 元 约 20 万元。

以上建立在单身无宠物可笑的 0 社交 0 付费爱好日常生活极省的基础上。对了还有全年几乎不生病 0 医药费 0 赡养费等等。做到这样的我日常开销应该比大多数人省。

以上条件换成正常工作的人税后年薪 20 万也会月光吧，很难想像如果婚后再添一两个四脚吞金兽。

综上如果想全职投资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本金或者更高的收益率来支撑。本帖提供这两个数据给有志于职业投资的小伙伴们。如果你有更多的资金或者更高的固定收益率 欢迎来职投，否则还是好好上班把炒股当个副业更好。

mmwrg

完全是无病呻吟。把北京房子卖了，1000 万到手，去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找个国有银行存大额存单，年化可以给到 5%，1000 万每年 50 万，在北京 CBD 地段长租酒店房间 15 万 / 年，吃喝 10 万 / 年，5 万 / 年添置衣服行头，10 万 / 年社交旅游，剩下 10 万元孝敬父母长辈，至此衣食住行都搞定。至于自己手上的 200 万现金，什么作用都没有，投资伤身还败家还不如直接捐给红十字会。

guest2

10% 要看是什么环境下取得的，如果是低增长低通胀，像日本几十年工资房价都没涨多少，那这个 10% 可以算你全职投资的 “工作收入”，就算全部花掉，本金不变，几十年后生活水平不会明显下降。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整个社会名义财富没怎么增长，你还几十年保持 10% 年收益，确实是高手，对得起 “全职投资” 这个头衔。

而如果是像中国过去几十年那种环境，名义 GDP 或者 M2 每 5 年翻个番，别人随便打个新套个利都有这点收益，更别说买房了。10% 收益率这样的水平最多只是保住本金不相对缩水，哪还能拿出来花掉？因为 “主动工作” 获得的超额收益才能算 “全职投资” 的收入，在随便买什么都很容易赚钱的环境，10% 名义收益率的实际超额水平很低，对应的 “工作收入” 其实接近于 0，是配不上 “全职投资” 这个头衔的。

“全职投资” 不是偷懒的借口，真的 “全职投资” 不比其他工作轻松的，要长期努力保持明显的超额收益率。很多自称 “全职投资” 的，只是本金足够大已经接近财务自由，但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不工作，于是拿这个头衔来安慰自己和别人，其实很大程度只是在吃老本。这种类型的 “全职投资”（轻松愉快型）资金门槛几乎就是财务自由标准，怎么会是个小数目？

zoetina52

照这么算那些年收入不足 20 万的怎么活下来的？

amwaynet

昆明：155 平底跃月按揭 2000 元，16 万元车。
停车 180 元，物管 200 元，水电气 150 元，手机网络电视 60 元，伙食费 500 元（2 人一千），没有空调（装了没有用处，一年不开一次）和取暖费，基本就这些费用，你説我挣钱有劲吗？
讲真的，昆明的生活费用非常低，气候好，玩处多，人不坑。
看看你们的压力，佩服了。

每日一金

这个说法就是错的，你一边贷款买房，一边说有 200 万资金，你的实际资金是 200 万减掉按揭款，算算还剩下多少？不仅有贷款，每年还要付利息。

这个计算都不清楚，想专职投资，太难了。把杠杆的钱算成自己的，把运气赚的钱算成自己的能力，千万不要尝试专职投资，一定翻船。

bismackzhang

楼主的问题，不是无法保值增值问题，而是既要…… 又要的问题。
暖气费坐标北京，按集体供暖算，每平米 22 到 30 一年，按大的数算。
楼主暖气费交 4000 一年，楼主北京这房子至少 133 平米。
楼主一个人，全职投资的话，住这么大干什么？卖了还清贷款，剩下还能买 40 到 50 米开间或老破小。
还清了贷款，一年结余 14 万 6 保值增值。
但是楼主的房子是不会这么折腾的，计算中都没这么考虑过。毕竟有像样房子，人生下一步好走。

大米一号

说下我，上海。自己做小生意的。房贷苏州每个月一万三 (已交付装修中，后面打算租出去)，另外租房一个月 6000。仓库租金 3000。社保自己交夫妻两人 5000。水电吃喝加个吞金兽，算 5000。每个月开销 3.8 万。一年大概 46 万。吓人不，后面打算回苏州了，一线城市不是我呆的地方，手里再有钱也禁不住这样花。

debtwinner

刚性支出 20 万里，大头还是房贷啊，建议回老家住，北京房子出租对冲房贷，至少能再省大几万。

来源：集思录

@知名在家做饭也把号炸了博主: 这是一份关于贾府财政崩溃的尽职调查，着重定量分析贾府财政情况，探讨贾府财政走向崩溃的形成原因。

一是人员编制经费不断扩大

人员编制经费，实际就是人头费，简单来说就是公司薪酬支出。
梳理一下书里明确提到的，贾府薪酬构成分等级。
贾府的董事长，总经理贾母、王夫人这一级是每月 20 两银子。
李纨是开的是抚恤工资，每月 10 两银子。
然后是宝玉，小姐们，这个级别每月 2 两银子。另外就是小妾姨娘这个级别，每个月是 2 两银子加一吊钱。
再往下是伺候董事长总经理的贴身丫头，每月 1 两银子。
再往下是大丫头，每月是一吊钱。
再往下是粗使小丫头是 500 钱。
而 20 两银子够刘姥姥一家过一年。

除了薪酬等级，贾府编制也十分庞大。
贾母房里开 1 两银子的大丫头就有 8 个，王夫人房里则大丫头有 4 个，除了大丫头还有若干小丫头，粗使丫头，宝玉，黛玉及诸春各房丫鬟也不差此数。

另外还有下人，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供差遣的人员有近 200 人之多，荣国府应不在此数之下，即便按粗使丫鬟待遇计算，每月人员经费开销也十分可观。

而实际上，贾府的这项开支还是在不断扩大的。
比如，在人员调动，或因故除名时，相关待遇仍然没有取消。例如袭人由贾母调拨宝玉管理时，实际拿的是两边的双饷，而金钏死后，她的妹妹也是顶替金钏拿了双饷。再有贾府的亲戚进入大观园后，也是按照宝玉探春等人开月例，导致人员编制不断膨胀。

由于贾府薪酬水平较为可观，因此依靠裙带关系进入编制情况十分普遍，比如林之孝家女儿林红玉谋求晋升大丫头，以及第 36 回在金钏死后，明确提到各个妈子都在活动贾府常务副总经理王熙凤，以便自己的孩子能顶金钏留下的这个缺额，而实际上金钏虽然亡故，但她的薪酬是没有取消的。

人头费是贾府保运转的固定开支，开不出这一项等于整个贾府就没有办法维持基本运转。但是到第 36 回开始，我们就能明确知道贾府已经出现人员经费无法按时足额发放的情况，削减和拖欠情况一再发生已经引起总经理王夫人的注意。

二是行政运转经费逐步提升

实际上是办公费，主要是日常开销。
比如厨房，从第 61 回我们得知，贾府厨房分外厨房和内厨房，外厨房主要负责全府饮食，后来又专门开设内厨房主要负责大观园的饮食。其中外厨房是采取流水牌，即自助餐式就餐方式，内厨房采取的是供给制和点餐是相结合的方式。这一项厨房开支是每月进行结算，也是保证贾府运转的必要开支。

从 61 回我们知道，仅内厨房就每日供给 50 多人吃饭。
除了日常吃饭，贾府各级人员的生活待遇也是非常奢靡，日常宴饮，出入交通，出差旅行都是以最高标准进行供给。
加上日常办公，灯油火蜡文具耗材以及文中明确提到的通货膨胀。贾府行政运转经费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固定开支项目。

三是基建项目投资耗费巨大

甲府基建项目主要是大观园。
书中没有具体说到大观园花了多少钱。但是有一个细节，贾琏兑了 5 万银子的票据到江南甄家，这还仅是大观园置办乐器行头和彩灯蜡烛的开支。
基建项目除了固定投资，还有日常维护费用，如书中提到采办的 12 伶官戏班，供养水月庵的尼姑妙玉，甚至贾芹走王熙凤路子搞的大观园园林工程，都属于大观园的日常维护经费，属于后期滚动投资。
除了大观园，贾府负责开支的还有宗学，家庙铁槛寺等一系列基建项目的维护开支。

四是公关费用压力日益明显

甲府公关费用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以及应付内官开销等方面。例如书中多次提到了太妃薨葬礼，世家子弟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往来应酬的礼金费用。再比如第 72 回，当夏太监派人来贾府打秋风时，王熙凤已经要典当首饰去应付。

五是突发业务开支层出不穷

比如第 13 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宁国府一场葬礼，仅一副棺材就花费了 1000 两，为贾蓉捐官又花去 1200 两，其他费用可想而知。而全书中贾府的葬礼 还不止这一次。

六是跑冒滴漏浪费耗损严重

书里用八个字进行了概括：需用过费，滥支冒领。
从常务总经理王熙凤，到首席财务官贾琏，到贾母的贴身秘书鸳鸯，都有损公肥私，偷盗资产，虚列开支，做假账的记录。甚至财政压力下，王夫人自办的中秋节礼都需要典当库房物品。

此外，贾府各级人员还利用职权开展个人业务。比如王熙凤包揽诉讼，放高利贷，贾琏贾蓉贾芹贾蔷依托贾府平台公司开展个人业务等等情况不一而足，加快了贾府财政走向崩溃。

相对贾府沉重的日常开支，书中对贾府的营收情况语焉不详。从书中所述及历史情况可以大致推断，贾府营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荣宁二府的勋爵收入，贾府，荣宁二府是国公爵位。以清代镇国公为例，公爵这一级最高年份为 900 两。
第二个是贾政的官奉收入，贾府明确在朝廷做官的有贾政一人，贾政的主要官职是工部员外郎，然后点过学政，不算肥缺，书中没有明确提多少收入。
第三个是皇家赏赐。书中明确说到每年大约 1000 两左右。
第四个是贾府的庄田，书中明确提到乌尽孝年末进贡的宁府的物品和庄银，除去实物，现银银子大约是 5000 两，荣府也理应大约此数。
第五个是高利贷收入。书中明确提到了王熙凤进行高利贷活动。但此项收入进入王熙凤的私账并没有计入到贾府公帐中。
以上五种是贾府的主要日常收入来源。另外还有一些表外业务。如贾琏提到的再发二三百万的财，以及江南政府被抄家时托寄到贾府的财物。这些都可以算作贾府的非经常性额外性营收。

通过贾府的营收支出情况，我们明显看出 “内囊尽了” 并不是一句空话，贾府财政走向崩溃也是必然。

@风中的厂长：我在看出口数据，现在我国外贸出口的大头是机电设备，占了出口总额的 57%，其实去年我国机械设备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今年继续拉开差距。

别的行业我不懂，我就说下我们行业的鞋机吧，以前鞋机厂都是内销为主，卖给国内工厂的，这种低端机械都是组装为主，门槛并不高，技术好一点的师傅都能开厂。

因此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一些先知先觉的老板，
请了外贸业务员，转型做出口，很快赚到第一桶金，慢慢的整个行业都由内销转向出口。

鞋底机应该是应用最普遍的鞋机了，鞋底生产，有硫化，注塑，滴塑等各种工艺，原理是通过将材料加热融化射入模具冷却成型。包括运动鞋登山鞋皮鞋帆布鞋，鞋底工艺大同小异。

鞋底机分为国产机（行业里喜欢叫土机），和进口机器，这里必须说，进口机器，特别是德国意大利的机器，比我们土机器做出来的鞋底质量好很多。看上去精美得像工艺品，瑕疵很少，而国产机做的鞋底经常会有一些小瑕疵，小洞或者流痕气泡什么的，这是由于射出时候的压力温度时间等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

大家买新鞋的时候，可以仔细看看鞋底有没有小瑕疵，不过我不说这个你们也感觉不到。踩过以后更看不出了。

德国意大利的机器价格，动不动几百万上千万，在二十年前就是这个价，很多大型鞋厂买的就是这种机器，不但价格贵，维护成本也很高，举个例子，德国著名鞋机品牌德士马，机器价格近千万一台，坏了还需要请个德国工程师过来维修，一天成本上万。

这种成本小老板是吃不消的，那为什么后来鞋厂越来越多呢？这里要感谢台湾人，是他们最先仿制了欧美的鞋机，在台湾生产。

改革开放后，台湾人为了降低成本，在大陆开厂，价格是进口机的一半不到，接着大陆人继续复制，一路把鞋底注塑机的价格从几百万打到几十万，而且土机器皮实耐操，维护方便，所以鞋厂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那时鞋机被称为印钞机，只要订单够，一年就能回本。20 年前的鞋厂，门口大卡车排队拉货，利润也很好，确实是印钞机。老板只要不败家，个个身家过亿。不过那一辈到现在没几个好的了，很多是赌博或者乱投资亏光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如今劳动密集型的鞋厂已经过时了，很多制鞋企业倒闭或搬到了东南亚，剩下的本土鞋厂也不再扩张，那些鞋机厂该怎么办呢？

担心是多余的，我去了一些鞋博会，机械展，发现国产土机器已经开始用价格优势，吊打欧美的同行。我也问了一些鞋机厂老板，他们现在主要的订单，已经从内销转型出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特别是大部分不发达国家的鞋机市场已经被中国企业占领。

欧洲老牌机械厂叫苦连天，他们的东西确实好，但是毕竟卖得太贵了，要知道像鞋子这种消费品，性价比才是第一位的。

就喜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Zara 的三个姐妹品牌同时撤出中国，再一次将快时尚拉到聚光灯下，这个曾经靠快闻名的服装种类，过去几年遭遇了巨大坎坷，在中国市场连连败退，上下游厂商因无利可图，抛弃了它们，几大快时尚集团的业绩也一降再降。

撰文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李丹

编辑 / 陈芳

败走大军再添三员

快时尚品牌败走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

从 7 月 31 日开始，Zara 的三个姐妹品牌 — Bershka、Pull&Bear 和 Stradivarus 将同时关闭天猫旗舰店。线上店铺关停，再加上线下实体店早已陆续闭店，入华十余载，这三个快时尚品牌算是彻底告别中国了。

比失败离场更令人唏嘘的是，“打折”“促销” 这些颇具吸引力的字眼，竟然没能引来几个 “捡漏者”。《财经天下》周刊在这三个品牌的天猫旗舰店看到，尽管店铺首页打着 “年中折扣精选”“低至 4 折” 的标语，但销售数据还是惨不忍睹，月销售量普遍不超过五十。

（图 / Bershka、Pull&Bear、Stradivarus 天猫旗舰店官网截图）

95 后消费者静珊本来想凑个热闹，但费了好些时间，硬是没挑出一件喜欢的，“穿他们家的衣服，真是一点赘肉都不能有，早些年还能接受，但现在，这种追求超级瘦的标准让人喜欢不起来”。静珊说，她从高中开始买一些快时尚品牌的衣服，能叫上名字的如 Zara、Bershka、Forever 21 等，她都买过。那会儿，快时尚还享有 “统治年轻女孩衣柜” 的美名，没想到短短几年情况就变了。

3 年前，Forever 21 宣布退出中国时，静珊还和朋友们去了广州铜锣湾的一家店捡漏。四层高楼、颇具 “高档” 风的装修布局，和一群人围在店里，“挑白菜” 的氛围碰撞出冲突感。静珊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当时，她还在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没曾想，Forever 21 只是开了个头。

2020 年 3 月，Gap 集团旗下快时尚品牌 Old Navy 宣布撤离中国。2014 年，Old Navy 带着雄心壮志进军中国，不仅在上海开出了占地面积将近 2000 平方米的全球最大旗舰店，还安排了乐队，以及写着 Old Navy 字样的巴士，围着人民广场、外滩巡演。6 年后，落寞离场时，也只剩 “清仓”“打折” 还能引发些关注。

高调入局，草草收场，最近几年，同样的故事频繁发生在一众快时尚品牌身上：2020 年 7 月，入华才 1 年的英国快时尚品牌 Superdry 宣布退出中国；2022 年 4 月，H&M 旗下的低价快时尚品牌 Monki 败走撤退……

在此背景下，几家快时尚集团的业绩都不如意。尽管 Gap 已经在供应链、营销推广方面下足了功夫，但集团 2022 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其净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3%，净亏损达到 1.62 亿美元。业内甚至有传闻，Gap 集团正在考虑出售中国业务，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另外三家快时尚巨头也纷纷在中国触礁。瑞典快时尚集团 H&M 财报显示，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销售额出现了大幅下滑，较 2020 年同期下降了 28%。截至 2021 年底，集团在中国内地的门店数为 445 家，一年之内关闭了 60 家。不久前，H&M 更是直接关停了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中国首店。

优衣库母公司日本迅销集团 2022 财年中报显示，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益和经营溢利，双双出现了下降，公司在大中华区已经关闭了 133 家门店。

此次彻底告别中国的三个品牌同属西班牙时装零售集团 Inditex 旗下，其财报显示，从 2021 年 4 月 30 日到 2022 年 4 月 30 日，Inditex 旗下几乎所有品牌的门店都呈收缩趋势，集团总门店数量从 6758 家缩减至 6423 家。

对于快时尚品牌的相继撤离，不同于 90 后们唏嘘、缅怀，不少 00 后则表示，没有任何影响。00 后林迪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她和室友们没买过快时尚，之后也不会买，尤其是去年年初发生了恶劣事件后，更不会买了。同为 00 后的张伊则表示，她身边朋友买衣服都看小红书、淘宝推荐，没有固定的牌子。

成于商业地产，败给电商

在静珊的印象里，快时尚品牌最鼎盛的那些年，随便走进一家大型商场，在一楼溜达一圈，就能路过好几家快时尚门店。

的确，快时尚在中国的黄金岁月，离不开商业地产的助推。2006 年，Zara 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内地开设首店，拉开了快时尚进驻中国的序幕。往后十余年，搭乘上商业地产东风，一众快时尚品牌随即起飞。

陈彦林给 Zara、Bershka 等快时尚品牌做过供应商，他记得，这些品牌进驻中国的时间节点掌握得很好。“开中国首店之前，它们已经在国外开了上千家店，有了响亮的名声。” 陈彦林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这种来自海外市场的名声效应有两方面好处，其一，不需要过多宣传推广，就会有消费者慕名前来排队；其二，中国大型商业综合体会视其为引流利器，给出免租 3 年到 5 年的优惠。

于是乎，吃到流量红利、免租优惠的快时尚品牌在中国急速扩店。有数据显示，2013 年，商业地产达到了开业高峰。这一年，包括优衣库、Zara、H&M 在内的 10 个快时尚品牌在中国开了将近 1000 家店。

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各大快时尚品牌动作频出，低折扣促销、开放中国区会员制、借跨界合作款吸引眼球等举措轮番上阵。

行业风水突变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7 年。这一年，Zara 新开的门店数只有 6 家，此前，其扩张速度每年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上。到了 2019 年，名头响亮的 Forever 21、Topshop 相继退出中国市场，Gap、 H&M 的门店销售额也大幅下滑，快时尚颓势毕现。

陈彦林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快时尚败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本土电商的崛起。据陈彦林介绍，2008 年以后，淘宝起势，出现了一大批包括七格格、韩都衣舍、裂帛、茵曼等在内的电商品牌，拉动了上游生产厂家和下游批发市场的发展。

“以前国外品牌下单，每个单品都下个 100 万件、200 万件，只有大规模的生产厂商才有能力接单，中小厂商拼不过。” 陈彦林表示，随着淘宝电商的发展，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出现了淡化，从追求固定品牌到追求个性化，一些标榜原创、设计的品牌出现，开始养活中小生产厂家和批发商。

反过来，这些中小厂家、批发商又带动了电商以及跨境电商的发展。在中国，一大批淘品牌陆续出圈，和快时尚品牌抢夺市场。在国外，靠积累中小厂家资源起家的 Shein 早已经击败了一众快时尚品牌。

陈彦林记得，2016 年前后，Zara 母公司 Inditex 还说要给全球所有员工分红，但后来就再也没提过了，“被瓜分走的这部分客户和市场，对这些快时尚集团销售额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在电商业态发达的中国，快时尚品牌不是没想过 “打不过就加入”。有业内人士曾表示，Zara 曾砸钱做过线上，有一阵子还力推自己的 App，但可能发现投资回报不高，就没做了。

陈彦林也向《财经天下》周刊表示，这些快时尚品牌没有不做电商的，就是实际动作没有特别快，“即便默认他们很早就认识到电商的重要性，也已经没有行之有效的规划和方案能突破目前的僵局了”。

针对一众快时尚品牌在中国电商发展大势下集体哑火，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程伟雄则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尽管当初这些品牌看起来来势凶猛，但实际上只在国内一二线市场具备一定的市场占有率。随着全渠道模式的迅猛推进，类似大众化的国际快时尚品牌在产品更新速度、渠道分销、价格策略、营销推广等各方面，明显都比本土品牌弱。

无利可图，上下游集体抛弃

快时尚品牌是傲慢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不少消费者眼里，这些品牌把欧美的尺寸版型照搬到中国，丝毫不做本土化处理，就是例证。

陈彦林记得一个细节，Inditex 集团负责和他对接的品牌经理是公司高薪从西班牙请来的，不仅如此，集团还把这位经理的全家都接到了中国，在上海给租了别墅，负责所有日常开销。“一年得在他们身上花几百万，就是为了让那个经理能来中国，管中国区的业务。” 让陈彦林觉得夸张的是，即便这样，集团也不愿意提拔更懂中国本土市场的中国管理人员。

快时尚品牌的傲慢还体现在别处，比如拒绝让中国供应商参观学习，却对西班牙本地的工厂进行扶持，不仅提供自动化设备，还派人指导。早些年间，即便面对双标，包括陈彦林在内的供应商依旧愿意合作的原因在于有利可图。

陈彦林告诉《财经天下》周刊，早年间，快时尚品牌对于中国供应商的吸引力在于，订单的数量足够大，有操作空间。一般来说，快时尚会把基础款的生产放在东南亚，把 T 台款的生产放在西班牙当地，另外一些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的款式，比如需要特殊的印花、蕾丝、镭射激光的，会交给中国供应商。

“中国有一个优势，产业供应链成熟，自己生产不挣钱的就转出去。” 陈彦林表示，高峰时期，他从这些快时尚品牌拿的订单量都以十万计量，因此，即便品牌方压价，他也能通过转移生产、调控成本等多种方式挣到钱。

但随着快时尚式微，同一个款式的订单量骤降到几百上千件，再加上品牌方时不时单方面取消订单，包括陈彦林在内的供应商就不愿意继续合作了。陈彦林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不少供应商转而给 Shein 等跨境电商平台供货，也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商家开始和国内的一些小众品牌合作。

不止是上游供货商集体抛弃快时尚品牌，下游做库存处理的厂商发现挣不来钱后，也纷纷出走了。

时尚领域专家张培英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一般情况下，品牌库存处理的时候，切货以 5 万件起步，成色好的当季款 100 元到 200 元一件，成色不太好的便宜，几十元甚至几元，这些尾货会出现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一些集合店，或者线上的打折清仓区里。

“快时尚品牌的 SKU 太多了，打个比方，5 万件库存，500 个 SKU，平均下来，每个品类才 100 件，少的只有一两件。不光直播带货的费用不好结算，品类的分类工作还在无形之中加大了人力成本、运营成本，挣不到多少钱。” 张培英说，疫情之后，线下生意不好做，也就没有商家愿意再给快时尚品牌去库存了。

同时被上下游抛弃，使得快时尚品牌陷入了模式困境。一方面，其体量不再足以保证绝对的话语权，也没有多少厂家愿意低价供货了；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规模和上新速度，快时尚产生大规模库存积压是必然。如果没有下游厂商愿意接收库存处理，品牌方自身又嫌掉价不愿意做，库存积压就只能付诸一炬。

快时尚，伪命题一个

快时尚之所以 “快”，在于其通过高效率形成的由 “速度、价格、品类” 组成的 “不可能三角形”，让时尚变得触手可及。

以 Zara 为例，为了将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流行元素，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生产，其供应商大多设立在总部周边。上世纪 80 年代，Zara 还打造了独家 “柔性供应链”：只做少量现货，及时获得市场反馈，火速追单。

时尚媒体人 Anka Lau 告诉《财经天下》周刊，Zara 从设计到上架只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远超 “非快时尚” 品牌 6 个月到 12 个月的生产周期。此外，快时尚还打破了春夏和秋冬的上新频率，每年生产的服装款式是 “非快时尚” 品牌的 3 倍到 4 倍。

快的另一面是质量堪忧，过往多年关于快时尚质量差的新闻层出不穷。

据陈彦林介绍，不少快时尚品牌从一开始的策略就是在 “高端商场卖地摊货”。具体来说，这些品牌的地段选址、装修都和一线奢侈品一个档次，唯一的区别在于，其产品本身只卖低价。因此，品牌方给供应商提的唯一要求就是，版面面料要保证，要有时尚度，但对于那些看不到的地方，就不会要求质量，“把一些衣服的口袋翻出来，就会发现做工很粗糙”。

静珊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她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快时尚只有款式没有质量的设定，但几年下来，款式没有越来越好，质量倒是越来越差了。“比如一件很基本的灰色卫衣，刚买的冬天穿着还行，到了第二年，卫衣的领口和袖子都松了，颜色也变了，穿上之后整个人显得很不精神。”

近些年，考虑到做工和质量，静珊觉得快时尚品牌的价格虚高，不值得刚上市的时候去买。但等到打折，达到心里价位了，又已经过季了，“既然不再追求最新潮的款式了，也就没有买快时尚品牌的必要了”。

原本快时尚还有快的竞争优势，后来这一优势也没了。Anka Lau 提供了一个数据，Shein 的出货速度最快可以达到 7 天，比快时尚的周转效率还要高。

时至今日，快时尚已经走到了分岔路口。仍然坚挺的品牌在试图向上向下突围，已经败走的品牌则在挣扎着，企图以更低的姿态，瞄准下沉市场的方式重回中国。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Lectra 的报告，Zara 和 H&M 正在转向增加皮革和羊毛等高档面料的使用，提升高端产品的占比。与此同时，快时尚还试图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高端品牌落地，比如 H&M 旗下的 ARKET、& Other Stories、COS 前后脚入驻中国一线城市；另一方面则通过与设计师联名，增加高端属性，比如优衣库与米兰奢侈品牌 MARNIGAP 联名，GAP 与 Yeezy 签下长达十年的合作合同。

不久前，Zara 母公司 Inditex 更是不惜投入 2.38 亿欧元，在西班牙港口城市建起占地 17 万平方米的大楼，用于容纳营销和设计团队。有业内人士推测，这是 Inditex 试图撕掉快时尚标签的一种尝试。

尽管在尝试高端化布局，对于把快时尚刻进基因的品牌而言，继续探索下沉市场则是他们给快时尚续命的主要方式。今年 5 月以来，优衣库就在浙江乐清、嵊州 、湖北荆门、安徽淮南等二线以下城市接连开店。

而以 Forever 21 为代表的已经撤离中国的品牌，也选择了通过下沉市场作为杀回马枪的第一站。6 月 18 日，Forever 21 将返回中国市场的首家店开在了江苏泰州靖江印象城。据说，品牌的二店也选在了三线城市 — 江苏盐城。

无论是向上布局高端化，还是向下开拓下沉市场，一众快时尚品牌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或许还是，自身还剩什么优势，以及到底能如何匹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文中消费者及陈彦林为化名）

来源：AI 财经社 

距离 iPhone 14 系列发布还有两个月，苹果（AAPL.NASDAQ）的供应链已进入高速运转。

据富士康 iDPBG 事业群消息，自 7 月 18 日起，富士康郑州厂区新入职者返费最高达 10000 元，“错过这周，再等一年”。

供应商积极备战，只为配合好苹果的新品发布，一如过去 10 年那样。

“新产品在每年 9 月发布，大概 4、5 月就会迎来一个小高峰，6、7 月是一个大高峰，峰值最高点还是 9 月发布前为铺货做准备的时候，节奏非常快。” 为苹果提供包材的供应商主管刘晓艺（化名）介绍。

为苹果供货是门好生意吗？10 年前，答案显而易见，iPhone、iPad、iMac 等明星产品巨大的出货量，给供应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但近两年，供应商们似乎不再那么肯定。

苹果对产品要求严苛闻名业内。据刘晓艺描述，苹果对良率要求尤其高，采用大数据监控，包括各个设备上实时的温度、气压，要跟每一个产品绑定，大数据会跟踪产品为什么会发生不良。

有苹果供应商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给苹果干活就得时刻绷紧神经，一旦放松下来，就有掉队风险。

眼下，苹果的订单依然庞大且稳定，供应商却开始出现 “增收不增利”“股价震荡” 等表现。

高压之下，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出现：一方面，中国供应商想摆脱大客户依赖症，尝试在新能源汽车、AR/VR、光伏等领域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另一方面，中国供应商又乐于跟苹果做生意，在整个供应链中的数量占比呈增长态势。

苹果披露的 2020 年主要供应商名单显示，前 200 名供应商里，中国厂商共有 96 家，占比近半。要知道，在 2012 年苹果首次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有 156 家公司入选，其中只有 8 家中国公司上榜。

商业世界不谈感情，只看利益，看似矛盾的表象之下，苹果与供应商长期保持着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当竞争变得残酷，下一个 10 年，这种合作关系还会持续吗？可能每家供应商的回答都有所不同。

苹果生意难做

在手机行业，一直流传着 “苹果吃肉，供应商喝汤” 的说法。

“跟着苹果这样的企业做事，永远没有什么轻松的时刻，当你感觉轻松时，说明你已经掉队了。” 在采购和供应链管理领域有 20 余年工作经历的刘宝红向时代周报记者感叹，早年间，乔布斯在台上发布新品，大获成功天下惊，聚光灯不停闪烁之际，观众席就有供应商的老总在失声痛哭。

由此可见，供应商们吐槽苹果生意难做，是多年高压下的肺腑之言。最新的掉队事件，就发生在去年。

2021 年 3 月，欧菲光通过公告确认，收到境外特定客户通知，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该特定客户即为苹果。

刘宝红曾帮几家苹果供应链企业培训过员工，在他的观察中，过去 10 年，中国的苹果供应商规模体量越来越大，但部分企业组织、流程、信息系统的能力，赶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

在苹果供应链公司工作超过 15 年的李源（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苹果对供应链的重塑，对不少企业冲击巨大，尤其那些将苹果视为单一大客户的企业，因没有跟上节拍而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蓝宝石屏幕供应商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下称 “GTAT”）便是如此。2013 年 10 月，苹果与 GTAT 达成合作协议，约定由 GTAT 为其供应蓝宝石材料，并分四期支付 5.78 亿美元预付款。

据报道，合作期间，苹果一直在改变蓝宝石的产品规格，甚至严苛地缩减生产成本，但 GTAT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高良品率的蓝宝石屏幕。最终，GTAT 因不堪重负而关停厂房。

同样的剧情，还发生在触控屏幕生产商胜华科技身上。胜华科技曾是全球第 2 大触控面板厂，也是 iPhone 4 最大的触控屏供应商，但在研发 iPhone 5 时，苹果开始采用新型内嵌式触控屏幕技术（In-cell）。

胜华科技没有跟进该技术，还在重资产投资扩建生产线，因而背上沉重债务负担，在整个触控显示屏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时，率先倒下。

“苹果非常关注产品的良率，如果新技术是由苹果提出，它会扶持你，一直用订单喂着你，直到你把这个技术做成熟，他就会考虑导入一个竞争对手来平衡你。” 李源说道。

触控屏幕制造商宸鸿曾是 iPhone 与 iPad 生产屏幕，后来苹果推行多供应商策略，将订单分散到夏普、东芝、LG、三星等供应商。

“一家为供应主力厂商，另外一到两家随时替补，苹果永远会为自己准备好一个水平不差的 Plan B。” 一名手机行业分析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苹果会与供应链相关厂商签订排他性的技术和产品协议。如 iPhone 的触摸屏，苹果在供应商建厂时投入巨资，买断产能 6 到 36 个月，阻止竞争对手及时买到同样高技术的触摸屏。等触摸屏成为大众商品，竞争对手可以购买，苹果又利用早已谈好的合同，拿到供应商的优惠价。

供应商不想 “叛逃”

常年高压下，供应商难免对苹果有所埋怨。近两年，产业链企业摆脱苹果依赖症的声音渐大，今年以来，更有媒体指出，中国苹果产业链企业出现 “叛逃” 迹象。

事实果真如此吗？苹果供应商名单中中国企业的数量，或许可以较为直观地回答这一问题。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2016-2020 年（不包括 2019 年）苹果公布的前 200 名核心供应商，中国企业分别为 73 家、85 家、86 家、96 家。

“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中国厂商所占比例及行业的含金量为纵轴来看，过去 10 年里，早期只有少数以富士康为代表的 FATP（最后试验装配和包装）成为苹果的一级供应商，以及以台系企业为代表的二级供应商。” 李源回忆称。

2012 年，苹果首次公开的 156 家主要供应商名单，安洁科技、环旭电子、比亚迪、瑞声科技、昆山长运、天津力神、蓝思科技、苏州面板电子 8 家中国企业上榜。

此后，国内企业陆续加入苹果供应商行列，它们不只是成为原有供应商的替代者，在品控和研发等方面也具备优势，慢慢从相对低端的组装、五金件加工，进阶到技术含量更高的传感器、模组等部分，甚至开始与苹果联合开发产品。

“技术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创新技术，一种是复制技术。从 0~1，这是研发做的事情，从 1~100，这是工艺做的事情，在这两点上，苹果都比较领先，对供应商的要求也高。” 李源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比如，现在 iPhone 14 还没上市，但所有的供应商都已经在围绕 iPhone 15 走怎样的技术路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艺，展开新一轮的调研和可行性分析。” 李源举例说道。

重管理、轻淘汰策略

供应商们何以一面吐槽苹果，一面又不愿真正离开？

李源用 “班主任” 和 “学生” 来比喻苹果和供应商的关系：“苹果就像一个不讲情面的高中班主任，当他发现某几个学生掉队了，会有点恨铁不成钢，把掉队学生的座位往后排，但不会贸然把学生踢出班级。”

苹果清楚供应链的重要。1996 年苹果前任 CEO 迈克尔・斯平德勒因为包括供应链在内的相关问题被撤职时，媒体对他的评价是：“苹果拥有一款大受欢迎的产品，但是却无法将其交付给顾客，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

次年，史蒂夫・乔布斯回归苹果，找来在 IBM 和康柏都干过的供应链专家蒂姆・库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很多人将苹果的成功，归功于史蒂夫。乔布斯的技术愿景和设计天赋，但没有强大的供应链做保障，一切可能只是幻影。

刘宝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苹果对供应商采取 “重选择、重管理、轻淘汰” 策略，有专门的团队对供应商进行全方位评估，一家企业要想进入苹果供应商名单，并不容易，一旦进入，苹果也不会轻易将其踢出名单。

熟悉苹果供应链的人士介绍称，苹果负责采购和供应链的员工非常低调和辛苦，每个月动辄有一半时间在路上，住在上海、深圳或成都，盯着供应商，把一个个细节做好、做扎实，因为魔鬼出在细节中。

以苹果的声学器件供应商瑞声科技（02018.HK）为例，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曾在一次分享中提到，瑞声科技的苹果产线上，所有的控制软件、电脑以及 ERP 系统全都来自苹果，相关产线的负责人会收到来自苹果的远程邮件，指出某一条生产线的某一个地方有点问题，然后由苹果打开权限，生产线负责人才能去现场查看。

在富士康，苹果更是投入 2000 多名工程师，有的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有的负责沟通协作；还有的负责管理企业，几乎覆盖企业所有运行节点。

“苹果在利润的追逐上不是涸泽而渔，对于供应链的压榨也不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谈到为苹果供货，李源用 “幸运” 一词来形容。

对于那些需要超前于市场研发的零部件，在供应链人士看来，要求虽高，但能够让企业以领先市场的优势实现技术发展，同时，苹果对单一品类大量采购，供货稳定且技术超前，无疑是一个优质客户。

谁陪苹果再走 10 年

“产品、研发是拉车的牛，供应链是后面的那辆车，供应链任何时候都是辅助性工具，离开它不行，但是光靠它也不行。” 一名产业链观察人士总结称。

在李源眼中，过去 10 年，苹果并未对供应商疯狂压榨，那下个 10 年呢？当道路变得泥泞，牛也开始喘着粗气，驾车人又会作何选择？

Canalys 发布的新数据显示，2022 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9%，手机出货量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在国内，手机换机周期从 18 个月攀升至 30 个月，“年轻人为什么不爱换手机了” 话题一度引起人们热议。

面对市场下行压力，苹果凭创新突围的办法逐渐难以奏效，近几代的 iPhone 新品常被网友调侃 “挤牙膏式创新”“旧的即新的”。为此，苹果开始通过降价、促销等方式来拉动销售。

上半年，电商平台上，苹果京东官方自营店显示，降价后，iPhone 13 mini 到手价为 4599 元起、iPhone 13 到手价为 5399 元起；拼多多百亿补贴后，128G 的 iPhone 13 到手价仅为 4999 元，比官网零售价整整降价 1000 元。

近日，一名国内手机厂商相关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领域，手机行业的创新均已遭遇瓶颈，短期内难再有颠覆式创新。这也是近年苹果开始横向拓展，推出穿戴设备、家居产品等的原因。

产业链观察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达了他的忧虑：未来 10 年，当乔布斯的余晖慢慢散去，产品端的创新优势消失殆尽，行业进入严峻的价格战，苹果卓越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会不会反过来成为挤压供应商的利器？

在这方面，供应商利润缩减已经露出端倪。财报数据显示，2021 年蓝思科技（300433.SZ）实现营收 452. 68 亿元，同比增长 22.55%，净利润只有 20.70 亿元，同比减少 57.72%；立讯精密（002475.SZ）2021 年实现营收 1539.46 亿元，同比增长 66.43%；但净利润同比下降 2.14% 至 70.71 亿元。

今年 6 月，仁宝电脑（2324.TW）内部人士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已退出部分 Apple Watch、iPad 代工业务。业内人士认为，仁宝放弃苹果代工，与利润不佳有关。

面对市场压力，苹果自身也开始 “节衣缩食”。有报道称，苹果计划明年在一些部门放缓招聘和支出增长，以应对潜在的经济下滑。

如此环境下，中国供应商们不得不为下一个 10 年做准备，于是便有了富士康、立讯精密下场造车；歌尔股份加码 AR/VR；蓝思科技进军光伏，长盈精密布局动力电池结构件业务等。

在刘宝红看来，行业中的竞争对手迎头追赶，苹果供应链的成本压力的确比原来要高，特别是 iPad 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乔布斯产品创新的余辉已经散尽。苹果还是一家创新型企业，只是技术上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

在此背景下，中国供应商正积极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毕竟谁也不能保证还能陪苹果走过 10 年。

来源：“锂电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