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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每次回想起来，总让人心潮起伏热血澎湃。平时上学，周末、假期就放牛、砍柴、割草或者是随大人下地，是每个农民孩子的基本生活模式，不得不劳动的同时，又有多少乐趣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少年时光，并且无法重来。我的少年时光也并不比别人光鲜，在黄金峡初中上学那几年，许多琐事至今历历在目，成了难忘的记忆。
黄金峡
黄金峡镇，原名新铺乡，至于为什么改名，一种说法是：叫“新铺”的地方太多了，为了避免重名。另一种说法是汉江河黄金峡这一段河床下面藏有大量的黄金，改名是要体现地方特色。最关键的原因应该是：撤乡设镇，是80年代农村基层改革的一种方式，用一个崭新的名字来焕发精神。尽管几百年以来，这里都是穷地方，但人们对于“黄金峡”这个”洋名字”还是慢慢接受了，就比如“王狗娃”学名“王三金”一样。不过，当地人还是叫“新铺”的时候居多，亲切！
90年代以前，新铺乡上有四大“官方机构”——乡政府、中学、乡卫生院、粮站。新铺地处几座山的交汇之处，既不平坦也不开阔，可是几百年以来，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以这里为经济中心，也许有它的历史渊源。每逢农历3，6，9日，这里人潮涌动，自由买卖，相当于当地老百姓眼中的的“王府井”。
初中生活琐忆
今天主要说说新铺中学。
这所全乡唯一的初级中学，究竟建于何年何月，我不确定。确定的是：方圆几十里的学生上完小学五年级，这里是唯一的归宿。（辍学的除外）。90年代以前，父老乡亲们把上学这事看的很淡，上一代人的普遍认识是：上点学能识数就行了。有一些学生上到初二，男生就早早回家帮忙种地了，部分女生如果家里给定了“婆家”，也就回家帮忙了。既然上学最终还是回家种地，那还不如趁早，这是普遍观念。直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考了中专或者大学，人们才觉悟了！
1987年9月，我自然地升入了初一，从“渭门村”来到“新铺乡”这个“大地方”上学。周围的学生分别来自商坪、北沟、黄河、韩庄、杨庄、大沟、中沟、史家村、关沟等村，从渭门村来上学的初中三个年级学生全部也有20多个吧。
初中生活至今过去已经30年多了，可曾经的一些琐事细节，感觉就在前不久刚刚发生，大家的体验也许大同小异。
乡电影院放电影，没有钱买票却心痒难耐，于是想方设法逃票，混进电影院……过程本身就像电影情节！
我们渭门村的“自行车”队，在“带头大哥—苏锋”的带领下，星期天晚上在本村看完电影，然后一行20几个人，借着蒙浓的月光，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骑车10公里赶到学校……差点进不了校门。
那个爱唱歌的女生，某天晚自习后，我们几个人在烛光里听她唱歌，真是又好听又好看！让我第一次对女生产生了异样的心理潮动。
为了勤工俭学，大家曾经利用下午到“延桥”下面那山上去砍些柴，卖给街上食堂换点钱。把柴从山上拖到公路上可以，可是从路上扛到镇上，百十来斤谈何容易？夜幕已经降临，腹中空空，双腿无力的我们还在路上挣扎着……
一、吃住那些事
来乡上上中学的学生，除了家在附近的，其他全部住校，（居家少则十里，都是山路，没法走读）。开学之初，每人带一床被子（或者褥子），然后自己找个“搭档”自由组合，一般来说，低年级学生都是找熟悉的、同一个地方来的学生合作。一个人的被子用来铺，一个人的用来盖，开启了“同居”模式。十三四岁多少年，没有那么多计较，有地方睡就行了。学校是统一的木板楼大通铺，一楼是教室，楼上睡觉。于是，所有的学生就像农民点种子，每两颗一窝，一窝挨着一窝。一层楼连着7，8间，大家就一并排挨着睡过去。
每当晚上下了自习到睡着以前，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最活跃的时光。没有条件和习惯洗脚，楼上说笑的、追逐的、骂人的、找东西吃的、吹牛的、讲农村见闻的、讨论哪个女生好看的，热闹非凡。熄灯铃响过后，渐渐的，说话者越来越少，声音也慢慢变小，不久，都酣然睡去。
至于吃饭，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特点。每周星期天下午，妈妈给炒好一些浆水菜或着泡菜，或着辣子酱、豆腐乳这些，用罐头瓶子或者搪瓷缸装好，背上粮食去学校（一部分大米，许多杂粮）。每天三顿蒸饭，学校厨房统一开伙。每人根据自己的食量，往铝饭盒了抓几把大米，再抓一把绿豆或者包谷米（玉米），然后冲到厨房，接水淘米，再参上水，放到笼上。吃饭时间铃声响过，再冲到厨房，找自己的饭盒。从台阶上冲回楼上，各自从自己的小木箱里拿出菜来。关系好的，大家把菜放在一起“打平伙”，你可以尝我的豆豉，我也可以吃你的泡菜，互通有无。那些好吃的菜往往几顿就会被吃完，剩下的三天只好将就……有些同学往米饭里搅拌一点盐，加点开水，有些人自己拿大米去换成面皮，开个荤。有些人没菜，吃几口就开始倒饭了……
（图片来源于刘建军）
痛苦的事情也有：接水。学校就那么几个水龙头，几百学生，有时候水太小，大家一堆人眼睁睁盯着水龙头尿一样地流，饭盒挤来挤去，心里非常着急。那就想办法吧，有时候，我们挤不过，就拿上饭盒，多走一些路，穿过老街到卫生院去接水。或者到对面的南沟口接山泉水。每一次只有把饭盒装上水放在笼上，才会如释重负。有时候上课铃都打了，有些人水还接不上。
最可气的是：”丢饭盒”。也就是说，某人某天下课了后去找自己的饭盒找不着。最终，所有人都走完了，笼上也没剩下自己的饭盒。被偷了！内心愤怒着，只好忍着少吃一顿。第二天，也许有更多的人同时丢饭盒。虽然学校三令五申，“偷饭”抓住了如何如何，但依然时有发生。一个人的“偷饭”，往往引发恶性循环！
那个懵懂的年龄，遇到那些窝心事，让每一个人早早地认识了社会。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是想当家，而是过早地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被催着走向成熟。
二、老师那些事
在初中孩子的眼里，老师依然是威严神圣的。当年的一些中年老师现在也许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名字，李成荣，李德荣（校长），杨景新，屈正杰，黄士林，黄海荣，黄明新，黄五顺，李宏奇，他们是这个学校的中坚力量。屈正杰教语文，严谨博学。黄明新长得也凶，看着就歪得很（脾气大），讲课却非常认真敬业，写的一手好字。黄海荣，讲几何，声音宏亮条理清晰。黄五顺，教化学，有些表情动作把大家逗的哄堂大笑，快乐得很。李宏奇教物理，做实验让大家开了眼界。杨景新每年指导学生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过多次奖励。韩春军和翟明祥老师经常在课间十分钟，在乒乓案子上大战，一个爱大力扣杀，一个爱长距离远调，观战的学生眼珠子随着乒乓走，真的是看呆了！还有一批刚刚从师范毕业去的老师，除了教文化课以外，还会一些别的才艺，对于山区的孩子而言，那是多么让人敬仰崇拜啊，何元涛老师识谱，会教唱歌、弹风琴。年轻帅气的李琳，经常在门前拉手风琴，洋气的很。庞焕荣和苏瑞荣爱下象棋，经常蹲在宿舍门前“将来将去”，饭都不去吃……
这里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黄士林老师了，当时40岁左右。他主课是教语文，字写的俊秀飘逸，每次看到他的板书，我都不自觉地想临摹。黄老师多差不多算“全才”，他会弹风琴，还教我们美术，我的手工技能“团花剪纸”就是那时候跟他学的。在一次美术课上，他找了一位同学坐在教室前面当模特，给我们讲什么叫“写生”，观察方法讲完，他自己拿着碳铅做示范，构图定位，打轮廓，画结构线，抓特征，一步一步，那个同学的速写形象跃然纸上了！很像。
太生动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叹，用今天的话说，我真的被“震撼”了！“画画”竟然这么神奇，从此我就迷上了美术，经常找一些古典仕女、大侠的白描插图形象来临摹，真的爱了。
五六年以后，我真的考上了美术学院，也能写的一手好字。回想我的少年时代，黄士林老师无疑是我学习美术最重要的启蒙人。我工作之后，听人说他调走了，全家住在了县城。我想他应该是过的很好的，以后会有缘再相见的。前几年曾经打听同学找联系方式准备去看望他，感恩老师。才听说他已经因病去世了……遗憾啊！
三、帮忙那些事
老师们虽然当时都吃的是“商品粮”，但他们大部分也是来自农村，家里有父母，有老婆孩子，有土地。也就是说，他们周末也是要回家干农活的。平时都在学校里，特别农忙的时候，他们家里也会人手紧张。于是，就会有个别学生帮着叫人周末去给老师帮忙。山里的娃，回自己家也是要干农活的，能给老师帮忙那也算是和老师“关系”更近了。最主要的是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干活，那是另外一种感觉。插小苗秧，打谷子（收割水稻），打砖，搬包谷等。记忆最深的就是“点香菇”了，80年代末，家乡那时候盛行种植香菇，那是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只要家里有劳力的，都有。我们大部分男生，学习虽然一般，干这些活却很熟练。星期六星期日连着两个多半天，就帮助老师解决了后顾之忧。事实上，当时的老师也的确清贫，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帮助老师干过一些农活，也是应该的。
四、翻修学校那些事
上初二那一年冬天，学校要终于征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要进行一次大的翻修了，土墙要换成砖墙。
原来的土墙斑驳不堪，裂缝、老鼠洞很多，更严重的是房顶多处漏水，经常有学生的被子被淋湿。新学校，那是多么让人向往啊！我们心中想象着砖墙的“富丽堂皇”，自觉配合学校的各项义务劳动。有那么一段时间，全校停课，师生都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当中来。记忆最深的是“值班护校”，许多建筑材料放在户外，学校把我们男生分成小组，每周每天晚上轮流值班看护（不能睡觉）。轮到我们这一组，大家感觉使命重大，天黑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转，俨然是个“值班领导”似的。半夜，实在是又冷又饿，难以打发。就用废弃的木块生了火，然后，借来老韩（老炊事员）的锅，架起来，半夜煮稀饭吃。火苗不停地舔着锅底，把大家的脸映的红红的，几个少年，显得激动而团结。看着大米在锅里起伏翻滚，我们不停地咽着口水。尽管没有菜，大家喝着稀饭仿佛是享受着美味佳肴，滋滋有味。
责任，合作，解决温饱，也许是每一个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孩子的本能，无师自通。
五、毕业那些事
我们在翻修的砖墙教室，大概享受了一年半的时间，那段日子，我们心里充满着喜悦。新学校的落成，除了工程队，也有我们师生共同的一份力量，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就好像我们吃着自己收获的粮食一般心里踏实。
毕业的那个春天到了，当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县上照相馆的人也来到了学校，女同学，穿了最好看的格子衣服，把辫子打理得比平时光滑。大家和老师们照了合影，然后就三三两两地在布景前面羞答答地照相。尽管一张照片才几毛钱，大多数的人还是不愿意多照，省钱！
这段日子，大家心中似乎矛盾又有点伤感，不管这几年中同学之间是否有过矛盾冲突，但是要分别了，还是有点说不出的惆怅，每个少年似乎突然长大了许多，心事也重了。个别有“恋爱”倾向的男女，也许在计划着请谁去“提亲”的事了。许多人拿出笔记本，相互请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再上面留言，作为人生的勉励。
毕业的情绪酝酿一个多月以后，以“大串联”的高潮而结尾。
“串联”就是离校前几周，关系好的同学会相约：到彼此每个人的家里去看看。大家商量确定了一个最科学的路线，然后一家一家地走（步行），去认识每一个同学的父母。在同学家里，喝点水坐一会，或者吃一顿饭到处看看，再继续下一家，天黑了就挤在同学家里睡。一般来说，主家都会拿出最好的瓜果、食物招待所有的人，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多同学好友，心里也很欣慰，毕竟：“叫花子还有三个朋友，”这个道理家长们是懂的。孩子们校门之外的生活即将开始，他们也需要以后彼此帮衬，友谊长存。
那个时候如果谁家有酒，也肯定会喝几杯的。大家似乎没有更多的语言表达方式，只用“认门”这种农民孩子特有的方式为少年的友谊做见证。生活虽朴素，但感情更淳真！
别了，我们的少年时光！从此以后，大家各奔前程，为了生活，也许会相遇在他乡……我们有点伤感，但我们也满怀希望！
后记
后来一部分人考上了高中，极个别人考上了中专（农转非），大部分同学回农村后，要么先结婚生子，要么外出闯世界，也有人去当兵。30多年后的今天，同学当中居外地事业有成的人很多。比如我知道的，高我两级的申万华，苏锋，刘建军，周靖，这些年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和我同级的申新庆、杨波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安工作，听说曹刚在汉中生意做得很大，但没有碰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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