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2023年4月

@杭州金融女民工就之前那个40岁抛妻弃女润去美国在美国混了32年期间跟国内的妻女断绝联系最后流落街头被美国上海同乡会一张机票送回国内养老的刘大爷，现在有了后续。

结局真是惊掉我下巴。

首先，杨浦区救助站收容了刘大爷，不仅给他免费安排了住处（好像还是独立的一居室）、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免费治病，还跟他谈心，问他的诉求，你是不是想让老婆女儿养呀，是不是想回家呀？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街道正在加紧与公安部门、救助站联系，帮刘大爷在原户口注销地重新恢复户口。

为啥说这一步很关键，因为一旦有了户口，就可以享受后续一切公民待遇和福利。

第三，街道在完成落户手续后，将为刘大爷发放低保，并考虑为其进行长期安置。

我查了下，上海市目前的低保政策，最低一个月是1420元，最高是1850元。而上海市最新的基础养老金是1300元，交满15年的最低退休金差不多也就在1500元左右。

第四，也不知道谁还找了专业的律师，说，刘大爷与配偶未办理离婚手续，女儿也是婚内亲生女儿，所以原配对刘大爷有救助抚养义务，女儿对刘大爷也有赡养义务，虽然刘大爷当年遗弃了你们，但是赡养和抚养义务不消除????（妈的你们不给这个老文盲普法是不是晚上睡不着？）

刘大爷，这个一毛钱社保没交过（刘大爷90年偷渡，我国93年才开始全民交社保）、壮年润出国、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发光发热的人，最后居然在社会主义祖国捞了一个happy ending：住在免费的养老院里，每个月还能拿着最少1500块的养老金，白吃白喝还有零花钱，开开心心颐养天年。

就是说，刘大爷的这个待遇，比国内辛辛苦苦自己交社保、勤勤恳恳建设祖国的各位大爷大妈还好了，毕竟刘大爷现在吃住看病都不用自己花钱，各位大爷大妈衣食住行水电燃气哪一样不要自己花钱？

关键只要刘大爷高兴，抛妻弃子的刘大爷，随时还能找原配和女儿提要求，要钱要人要房子。

这世界可真魔幻啊艹。

不知道这个结局，美国那些跟刘大爷情况差不多的老润物们，是不是看得非常心动，估计这会儿已经在筹集回国的机票钱，一个个准备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母亲的怀抱来享福了。

楼主是去年毕业的某 211 硕士，以前没怎么干过体力劳动，出于对脑力劳动的 “背叛”，我决定去找一个体力活儿干干，于是我伪造了高中毕业的学历，在 2 月底经由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到了上海的一家盒马生鲜干分拣。

分拣场所是在一个灯光暗淡的仓库之中，计件工资，按照 “合流” 和 “一体化” 两种计价方式，所谓的合流就是在捡好货物之后不需要自己打包的，一体化则需要自己拿个箱子打包，合流的一件商品 2 毛五，一体化的一单是 1 块 2，这个 “一件” 商品不是真的一件商品，而是同一个商品，比如有人买了五瓶矿泉水，这五瓶矿泉水算一件，而一体化，无论你拣了多少商品都是 1 块 2，一体化的一单平均要有 10 件商品左右，而且还要自己打包，所以拣货员不喜欢干一体化的，但是没法拒绝，被派到什么单就是什么单。

拣货员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完货物，一般 10 件商品会给 2-3 分钟的时间，你需要在这 2-3 分钟的时间内，用手挎着提包，在面积大约 600-700 平米且构造复杂的仓库里，用一个扫描枪把商品塞进包里，然后拿着包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一旦超时就会被扣钱。与此同时，在工人们奔跑的另一边，三个管理员（两女一男）在椅子上拿着大喇叭不停地催促人跑快点：

“XXX！你干嘛呢！！磨磨唧唧的！“

” 跑快点！都给我跑起来！”

“跑这么慢，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就滚！”

你一边需要忍受管理员的呵斥，一边要像被鞭子鞭打的牛一样干活，是的，这是真的牛马，在这里，你不会有任何的尊严，任何的一点小失误都会遭受严厉的呵斥，我每天要听到十几句 “草你 xx”，甚至没什么失误也会遭到打击，有一次，一个分拣员好像跟一个女的管理员发生了争执，然后另一个女生过去看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孩还没有 18 岁，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在这里干分拣），然后那个女管理员看她走过来，就骂她：“滚回去！给你脸了？！看什么看！”，我还听到女管理员这样喃喃自语：“我最近是不是骂的少了，好些人干活不勤快，蹬鼻子上脸了！”

紧张而单调的劳动并不让我感到难受，顶多让我感觉到了一些人在劳动中的异化（实际上从研究的目的看，我并不排斥感受这种异化），但是那种充满了威权、严酷的工作环境却让我疲倦，以及内心深深的悲哀 —— 我是学习心理咨询的，我的价值导向大体上是助人的，我并非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冷漠、防御、虚伪、暴力（事实上我在家庭和学校中也体会了不少），但是这种黑色的东西以一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方式展示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 心理学拯救个人是有可能的，但是拯救社会却是妄想，而从和分拣员同事的交谈中，我在看到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相比于其他阶层更多的迷茫 —— 在这里，没有什么阶级上升 / 个人发展的太多可能，个人更多地只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或者压根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思考这些问题会让人焦虑。

金钱和权力的耦合让社会好像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扭曲状态，我在所谓的大厂也工作过，一边是阿里巴巴炫目的写字楼，一边和其旗下公司（盒马）处于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厂的繁华之下不过是满地的虱子。

——————–先写这么多 ——————-

我看到有朋友说我是 “高高在上” 的，如果我让你有了这种感觉，让你受到伤害，我要向你道歉。也许是因为我使用了类似 “底层人民” 的话，我想这是一种用于讨论的 “公共话语”。实际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人是平等的。我是农民工的孩子，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到现在依然是贫穷的人，我爸爸每年年底都要和工友去市政府拉横幅讨薪，以前和我妈出去摆摊，是要被城管追着跑的，在我初三的时候，耗尽积蓄，我家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是一套建于八十年代、大约是我市最为破旧的楼房，当时耗资十八万，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 “底层人民” 吧？

我想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是，当这个社会是充满了竞争和压迫（姑且先用压迫这个词吧，虽然它也不尽客观），我们该怎么办？这种压抑的环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而且包括我们自己都在维持着它的再生产。上文提到的那个 “粗鲁” 的女管理员，她自己以前就是一线的分拣员，我猜测她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历过来的，很多人是可以适应这个环境并且成为这个环境的一分子，当她看到她的领导是用那种粗鲁的方式领导（而且这个方式还切实可行！），在她成为领导之后，她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也许她以前讨厌的东西了。这就好比很多父母以某种方式伤害了孩子，虽然孩子厌恶了父母，但孩子长大后，他也很有可能继续以那种方式伤害他的孩子。

老子告诉我们要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好的养生方式，更进一步说，这也契合了消灭善恶对立观念、允许一切发生的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如果一个单独的个人就焦虑抑郁的问题向我寻求建议，我大约会推荐 TA 尝试一下接纳和允许，但是当这个话题上升到社会层次的时候，我在内心却有着深深的疑虑：我这样做是不是在帮助某种不道义的社会体系？就好比让一个奴隶学会了感恩，的确，他幸福了，但是这就一定合适么？

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或许，我们知道了尊严、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念，如果说进入工厂就要让我抛弃这些观念，我舍不得，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好的方式在工厂中实现这些价值，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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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更新

刚刚在处理一件让我烦心的事情，之前租的房子押金拖了一个多月了也没退给我，合同约定好的是 7 个工作日，去要钱，对方就说：“又不是不退给你，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我当时血压就上来了，合理维权被说成胡搅蛮缠了。之前租房子也被中介坑过，上学的时候，导师和我们讨论职业规划，他说：“你们以后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干房产中介，不然不要和别人说你认识我。。。。”

言归正传，在盒马干了一个多星期，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小伙子都跑了。小伙子 A 跟我说这里钱少还要挨骂，然后第二天就不见了，小伙子 B，有一天捡错了商品，然后管理员先骂了他一顿，然后把带他的师傅痛批了一顿，他师傅也很委屈：“我跟他说过了怎么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接着他也跑了。我的忍耐似乎也到了极限，于是当管理员再一次说我跑得慢的时候，我说 “那我走吧”，他挥了挥手，我就走了。

盒马的人员流动率是极高的，有一个原因是挣不到钱，抛去吃饭的时间，我每天大约要工作 11 个小时，但是收入却不到 100 块，因为招的人太多，接的单就少，因为接的单少，所以挣不到钱，员工就跑的多，因为员工跑得多，所以就多招人，恶性循环了不是。在这里，核心的是几个老员工，老员工跑得快，接到的单就更多，之前中介跟我说跑的最快的能拿一万二一个月，然后给我画大饼说希望我也是那个拿一万二的人，但是进去之后发现，老员工的普遍工资就是六七千。

接下来我要谈到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好处，那就是晚上睡眠好了不少，基本上就是倒头便睡，我以前可是要在床上磨磨蹭蹭一个多小时才睡着的人啊。说来也奇怪，我算了一下，我大概平均十分钟才接一单，每单大约耗时三分钟，剩下的时间就坐着聊天或者发呆，照理说挺清闲的，但是身体确实非常劳累，胳膊被袋子勒着失去了感觉、腰疼腿疼啥的，而且时间过得非常快，一睁眼一闭眼两小时就过去了，假若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这还真是一份打发时间的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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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不是我从事的工作种类不对，或者打开的方式不对，换一份体力劳动会不会更好一些？于是，我回到了老家，找了一个蜜雪冰城的兼职工作，一小时 10 块钱，每天 5 小时，从 8:30 到 13:30。

第一天，给了我一件不知道多少人穿过的脏脏的工服（盒马也一样，给一件从来没洗过的工服），而且这衣服还没发带回家洗，因为洗了没干第二天就没得穿。

一小时 10 块钱的工作，我以为是蛮轻松的，但是接触下来并不是这样，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有：

1. 制作后场原料，煮珍珠、煮芋圆，切柠檬，切橙子，煮布丁，泡红茶、绿茶、四季春茶，煮奶茶，配冰激凌，然后贴效期标签

2. 根据配方做餐

3. 前台收银

4. 做任务，清洗机子、翻倒柠檬橙子、擦拭墙面、拖地、摆放物料。

在这里工作不像盒马只需要跑，而是要一心多用，比如说切柠檬的时候也要想着那边的芋圆好没好？泡茶到了哪一步了？那边放着的水接了多少毫升了？效期有没有过期？除了下雨天人少，基本上片刻也不得闲。

这份工作同样让我感到难受，再次说明，让我难受的点并不是繁忙的工作，而是管理制度和人际关系。

我进去的时候，店里有三个店员，两男一女，最大的女孩 A 才 02 年，还有带我的店员 B，和入职一个月的店员 C，店员 B 和店员 C 都是高中还没毕业的年龄。上班第二天，B 和 C 晚上出去跟人打架，B 的脸上缝了十几针，问他们打架的原因，C 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打起来的。C 有抑郁症，胳膊上布满了割腕的伤痕，让我看着很痛心。

简单说一下让我感到难受的点吧：

1. 完全命令式的工作方式。

2. 对错误缺乏容忍，我认为作为新人，犯错是很正常的，即使是老员工也不时会犯一些错误，不必训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3. 只有惩罚，没有奖励，贴一张门店规定：

公司罚门店，门店罚员工，有一天，有个顾客外卖点了 5 杯餐品，但是有餐品店里没有料了做不了，女孩 A 就和顾客沟通换别的餐品，然后让我骑个电动车去送餐，我都到地方了，那边顾客说他不要了，然后这笔餐费就扣在了女孩 A 的工资里，一共 33，小半天的工资没了。

4.360 度被监控的敞视监狱感，一次，不知道是谁把芋圆的标签撕掉了，我问 B 是谁撕的，B 的意思是我撕的，我说我没有撕，他说：“不是你撕的是狗撕的”，然后他就拿出手机调监控看，似乎是想要落实我的罪证，当然也没找到证据。

除了这些，克扣物料也是常有的事情，各类茶、冰激凌、奶茶、小料都会克扣，比如说四季春茶，配方要求是一包茶叶配 1200 的水 + 450g 的冰，实际上则是 2000 的水 + 600 的冰，反正顾客也看不见。我做餐的时候，但凡没人看见，我都按照标准配方给料，帮消费者薅羊毛（不是）。

因为 315 报道了蜜雪冰城效期过期的事情，所以对效期抓的严，对此的应对方式是：以前茶是有小时制的效期的，现在直接把效期延长到一整天，这样就不算过期。当然还有杯子掉地上接着用、用擦地毛巾擦量筒之类的事情了。

我干了八天就跑了（就在昨天），而让矛盾爆发的这样一串事：

（1）早上的时候，店里没橙子了而有人点了橙子产品，我问工作群里怎么办，群里让我打电话给 B，B 此时并不在休息，我并不想打电话给他，但是没有办法打了，然后 B 到店里之后就埋怨我打扰他休息。

（2）晚上的时候 B 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明天上 10 小时，语气非常生硬，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我想着帮他一个忙就答应了

（3）然后他说明天要抽背配方，不会的要罚抄，这一刻我是真的生气，虽然我会背，但是我上次被罚抄还是在小学。

早上去还了门店钥匙，我盯着蜜雪冰城门口的大红宣传语看了一会：

“你爱我啊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来源：豆瓣

紧缩时代的年轻人不可避免走向消费降级。省钱不仅是风潮，更是一种乐趣。

在北京通州，林华李朵夫妇过着极简的生活，他们拒绝一切基本生存需求外的消费。通过极度抠门的生活方式，夫妻俩完成了一场阶层跃迁，并成功落户北京。

“抠” 出一个家

从菜市场买回一根香菜能吃多久？

恰当的季节，如果把从菜市场买来的香菜栽进盆栽，它就会在数个月时间里长到半米高，并且生得更为健硕。

在新北京人李朵和林华家中，一株香菜在朝北房间的昏暗角落里静谧生长着，它至少比当初同在菜摊的香菜多活了 5 个月。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从香菜躯干上掐下三、四片叶子，放进锅里为炒好的菜提味。

香菜根部的盆栽，是李朵夫妇的微缩菜园。不同季节，这里会适时地长出厨房里需要的一些东西，如蒜苗、韭菜。盆栽的原住民，一株观赏绿植，不得不与它们共享土壤和养分。

李朵记得，当初这根香菜是和其他 4 根香菜一起买回家的，一共花了 3 块多，如果一顿吃光，“太不值当。” 李朵这样想着，挑出 5 根香菜里最鲜嫩的一根，种在了盆栽里蒜苗的旁边。此后 5 个多月，这个家再没有购买过香菜。

图 | 半米高的香菜

在这个家中，男女主人用尽可能低的支出维持家庭运转。林华在媒体工作，李朵在互联网的外包岗位，两人的薪资都算不上太高。刨去 8000 元的房贷，他们一个月开销只占到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座房子里，摆在明面上的东西，除了四堵墙、一个天花板和家具，几乎都是 “薅” 来的。

在这个家的垃圾桶里，除了烂菜叶和用过的纸巾，再找不出其他的垃圾。阳台也塞满了用编织袋、塑料袋包好的物品。这些都是不同亲戚和朋友送的旧东西，它们被当作这个家待使用的物品保存。

鞋柜旁的餐桌下，有两个已经被磨出毛边的纸箱，里面装满了夫妻俩的战利品：通过在各种平台签到打卡换来的纸巾、湿巾等日用品。这所房子里到处都能看到纸箱子，且用途不一。长而窄的箱子在卧室床尾充当床头柜，上面摆着插排、台灯和纸尿裤；方正的纸箱则发挥了本职的收纳作用，里面装着孩子的衣服、纸巾等日用品；小一点的则被压扁整齐叠在厨房冰箱旁边，他们准备再攒一点就拿去卖。

维持基本的饮食，李朵和丈夫只需要三个锅。一个老式电饭锅、一个炒锅和一个经过多年使用，已经被灶火燎得发黑的蒸锅。蒸锅里，两个各吃了一半的馒头，干枯发黄地放着，等待下一餐继续被食用。

一周蒸一次馒头，主食就够了。李朵介绍起这锅馒头语气略带骄傲：蒸锅是用信用卡积分换的，0 元，鸡蛋是经营网络农场游戏兑换到的，0 元，面粉也是银行卡和话费积分换的，一袋 2.5 千克，花费 2 元。蒸馒头用的垫纸，0 元，是每天到网购平台签到用红包换的。他们对金钱换算相当熟悉，能够随意计算出一顿饭菜的成本。

李朵的备忘录上，详细记录着每天到各大平台签到的顺序，密密麻麻记了十几条。夫妻俩可以为了 12 卷卫生纸，连续去某平台签到 28 天。他们甚至将 0 元薅到的东西，转手卖出去，比如一个护肤品小样卖 15 元钱，够一家人两天的伙食费。

这个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双运动鞋，那属于林华。不过它的第一任主人并不是林华，而是他的一位同事。鞋子旧了以后，同事给他送了过来。但同事的脚比他小了一号，林华只好把鞋跟踩下去，把运动鞋当成拖鞋，时常穿着在小区里溜达。

图 | 林华的名牌鞋

这房子如果是租来的，就更合理一些。但事实是，这是男主人林华婚前靠节俭生活省下的积蓄，首付 200 多万买下的房子。不过，连他自己也会感慨，屋内的陈设，“甚至还不如有的出租屋。“

家中仅有的超脱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物品，是几个动画角色的公仔。年代久远，公仔们经过多次清洗，脸颊和身体都不同程度地起球。李朵说，“这几个娃娃是我小时候爸妈给买的，结了婚我就从天津带过来了。”

2016 年，附近房价疯涨的前夕，36 岁的林华买下这套二手、约 100 平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买房的时候，林华没有花太多钱添置家具。他计划着等结了婚，按照妻子的审美重新布置。为了省钱，他跑遍了北京便宜的家具市场。由于展品长期暴露在外，经过客人试用、触摸等，往往有瑕疵，一般客人都不愿意购买，他却专挑瑕疵品和二手的买。最终，所有的家具加起来不到 1 万块钱。

婚后，李朵想起林华买房时的计划，忍不住发笑：“没想到娶了个我吧。” 她说，林华当初一定没想到这个家的女主人也 “抠门”。于是，婚后，屋子仍以当初随意的样貌保留了下来。

餐桌上，摆着一个在城市里并不常见、发白的暖水壶，那是男主人林华 7 年前买的。如今，他们依旧烧水喝，因为觉得用饮水机买桶装水喝不划算，还要给饮水机 24 小时通着电。“塑料桶也不健康”，林华补充道。

2022 年，李朵和林华生了孩子。怀孕期间，李朵和林华也没有因网上制造的母婴需求焦虑，盲目消费。当 “买贵就是买好” 的观念诱导着部分人打开钱包时，他们认真对比成分、产地和商品评价，坚持要在合理范围内以最低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我女儿的奶粉是我找了渠道，直接从荷兰发货的，比官网买便宜了 47 元。”

在这个新北京人家中，衣物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家里添了一个人，衣柜依然不拥挤。“我们每个季度的衣服不会超过 5 套，鞋子只有春夏秋冬 4 双，全靠袜子薄厚调节温度。除非衣服穿烂，或者非常有必要，才会买新的。” 李朵扯了扯自己的上衣，“比如这件哺乳衣，15 块钱，是我去年唯一的新衣服。” 衣柜里至今还挂着她初二时买的两件大衣，它们仍背负着李朵在春天出门的体面。

女儿的衣服大多都是别人送的，“干净、暖和就行。小孩儿感觉不到衣服新旧的，很多大人不停给孩子买不必要的东西，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 李朵说，她和丈夫很少给女儿买衣服，认为这无法阻挡爱意的表达。有关孩子身下的小棉被，夫妻俩的记忆出现了误差，李朵声称这是邻居不要的，林华有些疑惑：“剖腹产套餐里不应该送一条吗？”

他们曾在小区群里免费领到一个婴儿餐椅和一辆推车。等到需要用的时候，他们发现餐椅靠背太过陡，孩子根本坐不稳。李朵有些迟疑：“要不去买一个吧。” 林华看了一眼闲置的、发旧的推车问：“那不是斜的吗？” 而后，那辆推车就成了孩子的餐椅，原本的餐椅摆到了床头，充当了床头柜。美中不足是稍微有点高，拿放东西可能还得起身。

在孩子开始上学之前，育儿成本很低。孩子出生后，他们收到不少礼物。亲友们的善意也不被浪费，送的玩具、衣服和婴儿推车等礼物，都是夫妻俩提出来的。李朵在好友面前更为直接：“给他们看购物车，省得他们猜，东西也都实用。”

“抠门” 夫妇

“没什么难堪的。” 李朵代表夫妻俩发言，“我们‘抠’不是因为穷。” 相反，因为节俭的生活，提升着夫妻俩的存款增长速度。每月生活费控制在 1000 元以内，其他的收入存进银行，小部分购买理财产品，这样的生活让他们心安。单从屋内陈设判断，很难相信这对婚后三年的夫妇已经手握百万元级别的存款。

要不是因为相同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李朵和林华会不会走到一起。

2020 年，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在见面之前，林华就听说李朵每天坚持带饭，他对于这次相识颇有期待：“一个 90 后女孩居然自己带饭上班。”

当时李朵才 26 岁，刚随公司从天津搬到北京，朋友打趣要帮她介绍对象，她全没放在心上。一次，朋友问起她最大可以接受多大年纪，她说是 35 岁。朋友又问，能否接受超出范围一点，她想了想，说可以。隔天，那位朋友就把林华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一聊才知道，林华已经 40 岁。李朵有些失望，但怕驳了朋友面子，她还是赴约了。

在烧烤店的第一次碰面，无论是期待这次相见的林华，还是悻悻赴约的李朵，都没料到会遇到一个和自己过着如此相似生活的人。吃完饭，林华送李朵回家，当时接近晚上九点。快到家时，李朵提出要绕路去超市买些菜，做第二天带去公司的饭。林华回忆，当时他确信，两人如果恋爱，绝不会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争吵。

在两人此前的恋爱经验中，很少有同龄人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被恋爱对象劝告后，他们都偶尔想过为了感情退让一步。但最终生活理念上的摩擦，让之前的感情无疾而终。林华一直到 40 岁都没遇到合适的。

正式恋爱后，两人约会的地点常在家中。他们不在意约会的地点是否浪漫，最重要是性价比。免费的公园，便宜的奶茶店、家常的菜馆，都是很好的场所。周末，两人会一起去菜市场对比菜品价格，回来再慢条斯理地做上几顿饭。时至今日，除非为了某道特别想吃却不会做的菜，夫妻俩几乎不点外卖。

后来结婚，钱也能省就省。他们家里的电视柜上，至今还摆着两把用于婚礼拍摄、红色的中式扇子。那是李朵花了 24 元从网上买的材料，自己一针一线制成的。婚纱照花了大价钱。起初，两人打算租借衣服，找朋友帮忙拍摄婚纱照。细究下来，发现妆发、灯光等都是大问题。最后两个人花了 3000 元拍了婚纱照，“毕竟婚纱照可能一辈子就拍一次。” 李朵说。

图 | 李朵自制的扇子

这段婚姻三年过去，两人从恋爱、结婚到生子，从未争吵过。两人可以为了研究去哪里买东西更实惠，一起讨论到深夜。李朵很喜欢这默契的感觉。

李朵和林华的 “抠” 各有缘由。

林华出生于安徽农村，家里五个孩子里，他排第二。幼年时家中贫寒，时常饿肚子的经历，让他养成了珍惜物品的习惯。后来林华从名校毕业、找到体面的工作，也时常害怕不努力工作就要回到从前的生活里去。于是在工作后，他始终不敢松懈，决意要把钱攒下来，实现阶层跨越。

李华的节俭生活则是一场意外。1994 年，她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因为是独生女，父母从不吝于给她零花钱，“他们觉得我不瞎买没用的东西就好。” 那时候的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得 “抠门”。

她回忆不起大学时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只记得没钱了父母就会一两万地打到卡上。那时候网购刚兴起，李朵的桌子上总堆满了还没拆的快递，衣柜也一直被塞得满满当当。打开柜门的一瞬间，总是一大堆衣服掉出来。大二时，她眼也不眨地买了一个一万多块的相机。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大学大四那年。

李朵的母亲在一次检查中，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第一次治疗，药费、路费、住宿费、化疗费用等，前后花费加起来将近 60 万，几乎是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好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父女俩原本计划着把母亲接回家静养，但一个下午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他们叫来救护车，结果母亲没能挺到抢救，就在医院门口去世了。

承受着失去母亲的痛苦的同时，李朵领悟到此前富足的生活其实并不牢靠。她把几乎全新的相机以半价出售，却无人问津。买过的东西根本没办法再变回钱。母亲离世后，李朵丧失了在消费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她望着自己买过的衣服、鞋子、包包，完全没有研究怎么搭配的欲望，只觉得碍眼。

同年，李朵回到天津，开始了她并不顺利的求职之路。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她总是口袋空空，但再也不好意思伸手向父亲要钱。那时候，她只敢租月租房，白水煮面条拌黄豆酱，经常一连吃好几顿。她很坦诚地说：“最初抠门就是因为穷，但后来有钱了也舍不得花了。” 攒钱带来的安稳感和底气，让她不再惧怕生活中的意外降临，因为起码在金钱这方面，她有能力保护身边的人。

靠 “抠门” 落户北京

李朵从工作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每搬一次家，都会想法子在短期内进入小区的二手交易群。这个对于大部分人如同鸡肋的群，对她来说却是个薅羊毛的好地方。李朵搬进丈夫家后，便开始了在跳蚤市场的蹲守。同时，在这里她也从群里的蛛丝马迹中窥见与自己完全相反的另一种生活，也就是大多数北漂选择的生活方式。

群里每到年底或者 “金三银四” 的时候，都会有人转送或者转卖各种用品。北漂族来的来，去的去，失意者离开，得意者搬走，在这样一个以北漂族为主的小区，再正常不过。群里出现的大多都是些不方便携带的东西，衣架、鞋柜、没用且占地方的毛绒玩具……

这些曾经带给漂泊者们快乐的物品，在他们离开时全成了垃圾和累赘。李朵看到用得上的免费东西都会毫不犹豫地上门去取。如今，家里不少东西都是邻居送的，他们从不认为这是乞讨或吝啬，恰恰是物尽其用。

在二手群里，李朵也卖出去过一些东西。大三时，学长学姐在操场搭起一个 “跳蚤市场”，李朵路过花 10 元钱买下一个接近全新的紫色瑜伽垫。从南昌毕业后五年，她从天津辗转至北京，始终都背着那个瑜伽垫。前段时间，她发现实在用不上，就小心翼翼刷干净，然后挂在小区的二手群里，10 元钱卖了出去。也许，买下这个三手瑜伽垫的女孩也是个北漂，等她搬走了，又会把这个瑜伽垫挂在这个二手群里卖掉。

有时从群里收到东西，李朵会在心里为原主人感到可惜。这东西在她眼里明明还有很多用途、还很新，怎么在别人眼里就是没用的呢？同为北漂的一位朋友告诉她，自己搬家时很多东西都会扔掉，总想着：“这又不贵，大不了买新的。” 李朵记得公司搬来北京那天，她和同事一同租了辆大货车，她的东西是最少的，但也是最全的。她把锅碗瓢盆都带去了，其他同事没有一个带的。

李朵身边的大部分北漂的朋友，都不会拘泥于这样的小钱，甚至有不少是 “月光族”，他们信奉的主义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他们并不指望通过攒钱实现阶层跃迁。毕竟，在北京买房、落户，对大部分普通工薪族都过于高远。可林华不这么想，他毕业后曾在南昌工作了三年，那里常年下雨，冬季湿冷，且工资低廉。之后，他来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不断看到大城市的优点，尤其是在教育上。那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在北京落户、买房，让自己的孩子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夫妻俩一直致力于 “抠门”。当然，身处消费主义泛滥的社会，他们或多或少都动摇过。李朵曾经看上一款两万多的托特包，当时的她手里已经有几十万的存款，完全买得起。但在犹豫许久之后，她还是选择守住自己的底线，在网上买了个 80 块钱的仿制品，开心地背去上班。有一天，她发现同事背了个一模一样的，感到一阵心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背这个包。再后来，她想明白了，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错。她又背起包包，有人问起，她坦然回复：“这是假的。”

林华和李朵居住的小区，是北京通州区梨园镇的一个中档小区。虽未处于城区，但周围设施配备较为完善，有不少餐饮店、超市等，出小区过条马路就是地铁站。由于交通便利，加上租金低廉，小区成了不少北漂族的落脚点，但和他们一样能 “上岸” 少之又少。

图 | 被当作床头柜的纸箱

夫妻俩时常能看到小区里一些穿着光鲜的年轻人，他们很少在超市买菜遇到这些人。小区门口消费一次大约三四十元的快餐店里，挤满了这些北漂族的孩子，楼下的垃圾桶每天都堆积着各式各样的外卖袋。

他们的家在一楼，每到傍晚，操着各地口音的老头、老太太就会带着孙子、孙女在小区里玩耍。孩子们在外追逐打闹的声音，在家听得一清二楚。李朵曾在物业群提出异议：“在家看看书也好啊。” 邻居回说，现在小孩正是玩闹的年纪。李朵听后忍不住为女儿的未来忧心：“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得有多强的自控力才能好好学习啊。”

她想到自己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一直浑浑噩噩，身边都是学习差的朋友，导致中考成绩不够理想。父母花了不少钱让她借读在一所很好的高中，她才幡然醒悟，非常刻苦地弥补才上了一所 211。在她的记忆中，这种从零开始的过程十分折磨。而那些向来成绩优异的同学，看上去似乎不那么费力，也能考到 985 甚至前十的大学。

李朵不愿女儿再经历这些。小区内部有幼儿园，她考察过，教学质量一般。她觉得女儿真在这里就读书会比别人差一截，“通州的教育水平跟市里差一截，最好的学校也只能跟市里一般的学校打个平手。”

攒钱的欲望在女儿出生后迅速加强，他们有了新目标 —— 要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学区房，让孩子能够上百年名小，“让她成为二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 在他们看来，百年名小里的学生们都很自律，那样的环境下，女儿也一定会耳濡目染。

如今，他们的目标快要实现了，但长期以来的习惯让夫妻俩变得像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古人。比起大部分北漂族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稳定得多，他们有房、有存款。和北京本地人相比，他们又显得紧绷。他们没有大部分北漂那样 “挣点钱回老家、出来只是见世面” 的心态，也不具备北京本地人 “在自己家” 那样的自如。李朵想，也许自己很难过上正常的北京人的生活，但女儿可以，这就足够。

李朵和林华知道自己追求的东西和眼下的生活方式似乎是矛盾的，但对于普通的北漂族而言，这是个鱼和熊掌的选择题。显然，夫妻俩选择看向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像是在冬季蛰伏的动物，长久地埋头抵御风寒，期待一个春天的到来。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白衣咸饭：今天接待了三个浙江人。问诊完后，我随口问了一句 “听口音，你们好像是外地的？” 有位患者连忙说 “对，我们是浙江的。我们在这边做生意。”

我边开检查单边问到 “你们做什么生意的？” 没有想到，另外一个人笑着回答说 “我们是种地的。”

“种地的，是技术专家吗？”

“不是，我们就是普通的农民。” 其中一个回答道。

听闻如此，使我大惊。通过进一步的交谈，我才知道，他们的确是从浙江过来的农民。在这里承包了 1 万亩土地，在这个所谓的农业大省种地。
“这里的农民不会自己种地吗？” 我明知故问到。

“不是不会种，而是他们的土地少了，种地不赚钱，他们没有规模效应。现在他们在外打工，通过土地流转，他们把地交给我们，还收地租，比种地划得来。”

“一亩地的年租金是多少呢？” 我问。他们回答说 “每亩地年租金 930 元，比前几年涨了不少。

“这一万亩地，要几个人种呢？”

“我们有 6-7 人。但是，地还是太少了，以我们的能力。还可以租种更多的地”。他们回答道。

好吧，我已经落后了。据说，目前这里的很多地，都被浙江人承包了。而这里的农民，已经洗脚上岸，当起了地主或者成了城里的打工人。

难怪这里的人很少，原来都到城里去了。土地，已经流转给现代农民了。

后来护士妹子告诉我，他们是充分利用了所有的资源。比如麦秆，以前都烧了。但他们把麦秆全部打包，卖给收麦杆的人。每吨 600 元。不知道是不是喂羊了。我 2012 年在瑞士看到这种把草打包的机器，还有点好奇。没想到农村到处都是这种机器，把草捆得结结实实，综合利用

我刚才算了一下，他们人均可以种 1500 亩地。以我国耕地面积 20 亿亩计算，只需要 133 万人，就足以养活全国人。假如农民全部上岸进城，还可以有更多的耕地。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老家是湖区，也就是所谓的湿地。以前公社化时期，全部种稻子，有些地总是淹水，有时候连种子成本都收不回来，老百姓当然也穷得要命。刚开始承包时，谁都不要湖里的深水田，只能分给老实人。没几年他们把这些深水田用来养鱼养虾种藕，比良田的收入高得多。所以我认为 “没有穷地，只有（思维）穷人”。

他们没有土地。全部是租来的，所以，不能叫农场主。或许叫 “新农业工人” 更合适一些

@风中的厂长: 当今和未来最重要的能力：会不会转型

这两年经历疫情、经济周期、人工智能的发展，清醒的人应该都意识到大多数人基本不可能像父母辈，一份工作做一辈子。这两年很多人和行业不得不面对转型。但是转型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心态和技术都需要巨大的转变。

我和我以前的几位副总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他们习惯了 “舒适圈”，还在干我十年前的两份工作，一个干贸易，一个干工厂。

我劝他们无数次都没用，2017 年建议他们全力攻跨境。2020 年阻止副总继续做厂，不听，现在工厂已成了无底洞，依然在价格战的海洋无法自拔。

其实坚守主业不是坏事，但是一定要和新的趋势结合，否则路只会越来越窄。

我自己这十来年一直在干一份主业的同时，摸索新事业，都做出了成绩。我的圈友中混的好的也是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在我看来，具备这个能力需要以下几点：

1. 认知，明白 “舒适区” 隐藏巨大的风险（体制内除外）。即使在 “舒适区”，也要保持学习。

2. 心态：很多人害怕走出去了就回不来，其实人的可塑性非常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不要害怕改变，要有勇气改变，也不要害怕周围人的流言蜚语，你一想改变，周围人就会冷嘲热讽。我经常经历这些。

3. 评估，在保持学习的同时，看看自己有什么能力和赚钱点结合。能结合兴趣那就更好了。

4. 案例，学会拆解成功案例，分析对方的各方面素质，行业趋势，市场环境，是否适合自己等。千万不能盲目跨行。

5. 坚持，刚开的没那么容易，甚至有漫长的黑暗期，看你能不能熬下来。

看到吃面条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刚毕业的时候，也是个同学几个人一起租房子，找工作面试，买一把面清汤寡水顿顿吃